第七章 我是女性但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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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人类学

B.论性别的特性

论性别的特性

康德

(1724-1804),德国哲学家。本文选自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在可以用较小气力取得如同用别的方式花更大气力所取得的同样效果的一切器械里,都必定是放进了技艺,仅从这点就可以预先断定:大自然的远见也会把比男子更多的技艺放进女人的机体中,因为它赋予了男人比女人以更大的气力,以便使两性在最紧密的肉体协调上,同时又还是作为理性的存在,去共同达到对他们至关紧要的目的,即种的保存。在此之后,大自然才在那种(作为理性动物的)性质里配置了社会性的意向,使他们的两性联合体在家庭的联系中延续下去。

    对于一个联系的统一性和不可分性来说,两个个人的任意会合是不够的。一部分势必屈从于另一部分,并且交互地,一部分在某一点上对另一部分占优势,以便能控制或统治另一部分。因为在相互不可或缺的这两部分要求平等时,自爱心就引起无谓的争吵。一方必须在文化的进展中以不同的方式取得优势,男人通过其体力和勇气而胜于女人,女人则通过在男人追求自己的意向面前控制感情的天赋而胜过男人。相反,在尚未开化的状态中,优势仅仅在男子一方。所以在人类学中,女性的特点比男性的特点更是一门哲学家的学问。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女性的特点正如野生的苹果和梨一样不能被认识到.这些野生的苹果和梨的多种性质只是通过嫁接和接枝才被发现。因为文化并没有把女人的这种特征带进来,而只是促成了它的发展,并使之在有利条件下成为明显可见的。

    女人气就是软弱性。人们拿这一点开玩笑,傻瓜们以此而取笑她们,而懂得世故的人却看得很清楚,达正是把她们抬高到能操纵男子汉使之服务于自己意图的手段。男人是容易被考察的,妇女却不泄露自己的秘密,尽管别的女人的秘密(由于她的多嘴)在她那里也保守得很差。男人喜欢家庭和睦,甘愿服从女人的管辖,只要不认为是对自己事业的干扰;女人不怕因口舌而引起家庭纷争,大自然就是为此目的而赋予了她多嘴和矫揉造作的辩才,以解除男人的武装。男人立足于在家中发号施令的强者的权利,因为他应当为保护家庭而对付外部敌人;女人立足于从一部分男人得到保护来对付另一部分男人的弱者的权利,她用怨恨的眼泪使男人失去抵抗,因为这种怨恨向他揭示了他没有气量。

    当然。这一切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女人在那里是—头牲口。男子手拿武器走在前头,女人背着她装满家具的包袱跟在男人之后。但甚至在某种野蛮的社会制度使多妻主义成为合法的地方,那最受宠幸的女人也懂得在自己宫墙之内(所谓后宫里)取得对男人的统治,而在许多女人为一个女人(即应该统治男人的那个女人)而争吵时,男人则为如何从容忍的方式来取得安宁而大伤脑筋。

    在公民状态下,女子委身于男子的欲念不能不通过结婚,以及一夫一妻制,在这里,当文明还没有在对妇女的骑士精神中提高到女性自由的地步(即除了一个男人外还公开拥有其他男人作为情人)时,男人对有外因因而威胁到自己的妻子就加以惩罚。①但当女人可笑地变得时髦和嫉妒起来时(象这种事在一个奢侈的时代是不少见的),女人的特性就表现出来了,这就是利用自己对男子的特权,既要求自由,但也要求对整个男性的征服。这种意向尽管有一个卖弄风情的坏名声,但毕竟不是没有一种现实的理出来作辩护的。因为一个少妇总是有成为寡妇的危险,于是她就把自己的魅力扩展到一切可能全有幸成为她丈夫的男子身上去,这样,当那种情况发生时,她就不会缺少求婚者。

    蒲伯认为,可以从两点来说明女性(当然.是指她们的有教养的部分)的特征:统治的意向和享乐的意向。但后者不能理解为家庭的享乐,而要理解为公共的享乐,在这里才可能表现出她们的长处和优越性;同时享乐的意向也才溶合在统治的意向中,也就是说,在讨人喜欢方面不向自己的情敌让步,而是尽可能用她的风趣和魅力战胜她们大家。但即使是上述第一种意向,也正如一般的意向一样,并不适于用来描述任何一部分人对别一部分人的态度特征。因为,对那些优越于我们的东西产生意向,这是一切人所共同的,因而,尽我们的可能进行统治的意向也是如此。所以它不表示女人的特征。然而,女性相互之间处于无休止的争斗之中,但对于男性却有着相当好的印象,这一点倒也许可以算作是女性的特性,如果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为了和其他女人在争夺男人的宠爱和顺从时所自然产生的后果的话。这里,统治的意向是现实的目的,而公共享乐,当它使女性魅力的活动空间扩展开来时,只不过是对那种意向产生影响的手段。

    只有把大自然在制造女人时的目的,而不是把我们构成自己的目的的东西,作为原则来运用,才能刻画出女性的特征。由于大自然的这个目的不得不借助于人类的愚蠢来实现,但根据自然的意图却又必须是智慧的,所以,这个不归我们选择、而是要用人类的性来达到某种更高意图的智慧的原则,甚至也可以用这样一些推测中的大自然的目的来规定,它们是:1.种的保存;2.由女性使人受到社会的教化和教养。

    Ⅰ.当大自然把它最宝贵的信物,即种,托付给女人的身体,通过胎儿使类繁殖下去并达到不朽时,它仿佛是由于顾虑到种的保存,于是就把一种恐惧,即对阜体伤害的恐惧以及对类似危险的畏怯植入了女人的本性之中,这种软弱性给了女性合法地从男子那里要求保护的权利。

    Ⅱ.由于大自然还想引出那些文化教养方面的,也就是善于交际并合符礼貌的细致感觉,它就有先见之明地,让女性通过她们的贤淑,以及她们在说话时的善于辞令和富于表情,而成为男子的主人;她们有权要求男子温存有礼地对待自己,以致于男子从孩提时代起就无形中束缚在自己的宽宏大量中,虽然这并不见得就导致道德本身,但却预示着产生出作为道德外衣的东西,即那种为道德作难备和作劝导的有教养状态。

    几点零星的说明

    妇女要统治,而男人要被统治(尤其是在婚前),于是就有古代骑士精神的尊重妇女。这种骑士精神本身先就包含着自已是招人喜欢的这种信念。年轻人总是担心自己惹人讨厌,所以在女人圈子里感到狼狈(困窘)。女人声称,她用自己所引起的尊重来制止男人的一切纠缠,并且哪怕毫无功绩却要求人家敬重自己,这种骄傲和权利来自女性本身的合法要求。女人是拒绝者,而男人是追求者。女人的屈从是一种恩赐。大自然要让女人被追求,所以女人在(按照口味)作选择时不必象男人那么挑剔。而大自然也把男人构造得更为粗犷,只要在他的形象上表现出保护女人的力量和干练.他就足以使女人喜欢了。除非女人在形象的美丑方面是令人恶心的,而对于恋爱的可能性的选择又十分挑剔,这时她就只好表现为追求者,而他却成了拒绝者了。这甚至会在男人眼里整个地降低女性的价值。女人必须显得是冷淡的,相反,男人在恋爱中必须显得热情洋溢。一个男人不听从他所爱者的要求是显得可耻的,而一个女人轻易地顺从所爱者的要求才显得可耻。女人要使自己的魅力在一切高雅之士身上起作用,这种欲求是卖弄风情,而装出爱上了所有女人的姿态则是尊重妇女的文雅。这两者都是矫揉造作,只能成为时髦,不能产生任何严肃的结果:例如风流韵事(Ctcisbeat)只能是已婚妇人装腔作势的自由,或是与此相同的,从前在意大利存在过团的高等妓女业(此外,在《土伦特宗教会议史》中也说erant ibi etjam 300 honestae meretricesquas cortegianas vocant) (“当时那个地方至少有300名高等妓女,她们被叫做交际花。”),关于这方面,有人说,比起混在个体家庭之中进行社交来,这似乎包含着更多文明的公共交往的纯正教养。男人在婚姻中追求的只是他的女人,但妇女追求的是一切男人的顿慕,她们打扮自己只是为了她们嫉妒的女性的眼睛,也就是要在魅力和高贵举止上压倒别的女人。相反,男人打扮则是为了老婆的眼睛,如果单是想让妻子不因他的上衣感到差耻也能算打扮的话。男人对女人的缺点评价很温和,而女人对女人缺点的(公开)评价却很严厉。至于年轻姑娘,如果耍她们选择由男人的法庭还是女人的法庭来评判她们的过失,她们肯定都会选择男子来作她们的法官。在文明的奢华高涨的时候,女人只是出于被迫才表现出品行端庄,她们毫不隐晦地希望自己最好变成男人,这样她们就可以给自己的意向一个更大更自由的活动余地;但没有一个男人会希望成为女人。

    女人并不过问男人在婚前的行为检点,但男人却无比重视妻于方面婚前的行为检点。已婚女人嘲笑的是小里小气(即一般男人的嫉妒),但她们也只是开开玩笑而已;未婚女子则极其严肃地对待这事。至于有学问的女人,那么她们需要书籍就象需要表一样。她们带着表是为了让人看见她们有一只表,通常不管这表停了没有,或是走得准不准时。

    女人与男人在有德或无德问题上有极大的区别,这既不是根据行为也不是根据动机。女人应当忍耐.而男人必须容忍。女人是敏感的,男人是体贴的。男人的事是获取,女人的事是节约。男人在爱的时候是嫉妒的,女人也嫉妒,但是在没有爱的时候,因为别的女人获得了多少情人,那么对于她的崇拜者圈子来说就损失了多少情人。男人的趣味是为了自己,女人把自己造成一个有趣的对象是为了每个男人。——“世人所说的都是真的,大家所做的都是好的”,这是女人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是很难在严格意义上与“个性”这个词调和起来的。但也有一些头脑清醒的女人,她们在其家务范围内坚持一种与她们的规定性相适合的光荣的个性。密尔顿的妻子曾劝说他接受克伦威尔死后委任给他的一个拉丁文秘书的职位,而不顾叫他现在把一个他从前谴责为非法的政府解释成合法的,这与他的原则是多么矛盾。他则回答他妻子道:“啊,亲爱的,你们所有的女人都喜欢赶顺潮,至于我,却必须作一个正直的男子汉。” ②苏格拉底,或许还有约伯的妻子③正是这样被他们有头脑的丈夫逼入困境的。但男人的美德因自己的个性而得到维护,而女人的美德也毕竟没有因为她们被投入这种境况而减损自己个性的价值。

    实用的推论

    女性必须在实际事情上使自己得到训练和纪律的约束,男人却不善于这样做。

    年轻的丈夫对年龄比他大的妻子具有控制力,这是建立在嫉妒心上的。嫉妒心使性能力较差的一方在另一方的侵犯面前为自己的权利担忧,因而感到自己不得不勉力对他顺从而殷勤。所以每个有经验的太太也只是从年龄相仿的角度,来劝阻与一个年轻男人的婚姻,因为在以后的年岁中女人终归是比男人来得快。如果连这种不平等也忽视了的话,那么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家庭和睦也就将没有了保障。一个年轻而理智的女人和一个健康的、但年龄要大一截的男子却能够更好地建立起婚姻的幸福。不过,一个或许因为婚前的放荡而已经将自己的性能力破坏了的男子,他在自己家里将成为一个小丑,因为他只有在给予合理的要求以相应的回报时,才能拥有对这个家庭的统治权。

    休谟看到,对女人婚姻上的讽刺比对女人性别上的挖苦还要更使女人(哪怕是老处女)激怒,因为后者从来都不会是认真的,而前者却也许会当真起来,如果人们把没有结婚的人所解脱了的婚姻上的痛苦尽量突现出来的话。但在婚姻方面的自由放纵却必然会具有对整个女性来说是恶劣的后果,因为她们将沦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单纯工具,而这种欲望很容易发展为厌倦和轻佻。婚姻使女人自由,却使男人失去自由。

    有一个面临结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身上考查其道德的品质,这从来不是女人的事,她把他看得比可能有的更好。她认为一个有理智的女人就足以把一个变坏了的男人引上正路。出于这一判断,她往往觉得自己被用最卑鄙的方式欺骗了。与此相同的还有那些天真的人们的意见,认为这个人在婚前的纵欲是情有可原的,而现在只要他还没有耗尽精力,就会从他妻子那里使自己的性欲得到足够的满足了。这些天真的好心人没有想到,在婚姻方面的放荡无羁恰好在于享乐的交替,而婚姻的单调会立刻使他回复到原来那种生活方式去。

    那么,在家里谁应当拥有上述支配权呢?因为毕竞只可能由一个人把所有事务都结合到一个与其目的相协调的关系中来。假如我用合符骑士精神的语言来表述(但却不是说假话),那就是:妇女应当统治而男人应当治理,因为意向在统治而理智在治理。丈夫的态度必须显得是这样:妻子的幸福是先于任何别人而存在于他心中的。但由于他必须最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如何,他能够做到哪一步,所以他将象一个大臣对待那位耍准备一次庆典或筹建一所王宫的只顾享乐的君主那样,首先对君主的支配权表示必要的服从,只是因为目前手头拮据,或是必须首先解决某些紧迫的需要等等。所以最高统治者可以干他想干的一切,但却带有这样一个条件:由他的大臣把这种意志交到他的手中。

    因为女人应当被追求(而这就要求在必要时对男性加以拒绝),所以甚至在婚后,她们也必须总是广泛地力求让人倾慕,以便一旦她们成为年轻的寡妇,就可以为自己找到情人。男人则通过婚姻的纽带而断绝了一切这样的权利,所以因女人这种取悦于人的欲望而产生嫉妒心是不对头的。

    但根据女人的本性,夫妇之爱是不可侵犯的。女人们有时拿这个开玩笑,但正如上面已经讲过的,这只是一种戏谑。因为在这种权利上容忍和宽恕外人的侵犯必将导致对女方的蔑视。同时也导致对这样一个丈夫的憎恨。

    通常,作父亲的娇惯他们的女儿,毋亲宠爱自己的儿子,而在儿子们当中那个最任性的小伙子,往往是被母亲(唯愿他成为勇敢的)而惯坏的。其原因似乎是考虑到两位老人在突然去世时的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男人死了妻子,那么他就在他的长女那里得到照料和扶持,如果母亲失去了她的丈夫,于是那长大成人、身强力壮的儿子就负有责任,同时也具有本身的自然意向,来尊重她、扶持她,给她的寡居生活带来愉快。

    在特征的这一个标题上,我已作了过多的讨论,超出了和人类学的其他章节显得成比例所能容许的限度。然而大自然即使是这样节约,但起码为了实现它种的保存的目的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珍宝,以致于在新近的研究机会中,还会有大量足以提出疑问的材料,以使人赞叹那逐步发展起自然禀赋的智慧,并供人实际的运用。

    ①  关于俄国人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如果妻子不在一定时候得到丈夫的一顿痛打,她们就要怀疑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有来往。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虚构。然而在库克[按:詹姆士?库克(1728-1779),著名英国航海家。——译者]的旅行记中我们读到:当一位英国水手看见一个塔希提岛的印第安人用痛打来惩罚他妻子时,他想对那女的表现一点骑士精神,于是走过去威吓那位印第安人。女人马上转过身冲这英国人问,这与他有什么相干,丈夫这样做是应该的!人们同样也会发现,当已婚妇女公开与人私通,而她丈夫对此完全不加注意,却以酗酒、聚赌和别的暧昧关系来补偿在这方面的损失时,在妇人心中所充满的就不光是蔑视,还有仇恨,因为妻于已经看出.丈夫现在已把她看得一钱不值,他把自己的老婆毫不在乎地让给别人,叫别人来啃同一块骨头。

    ②参看理查逊写的《密尔顿传》。——译者注

    ③据传,苏格拉底的妻子脾气暴躁,常因经济问题与一味辩论、没有收入的丈夫争吵;又,《圣经?旧约?约伯记》载,上帝试验约伯的虔诚,让他生满毒疮,妻子劝他弃掉上帝,被斥拒。——译者注

男权回潮——

当代美国的反女权思路

张宽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读书》,19958

    八十年代末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教授,观念非常之传统。每星期四下午,他总是风雨无阻地举起自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你不可以杀人”,到学校所在小镇公立医院的门口进行两个小时示威。教授本着基督徒热爱生命的信念,反对医院为女生实施人工流产。他示威时的模样虔诚,方式平和,曾使我这个非基督徒的学生感动不已。可是也就在那段时期,报纸上常有宗教情绪激烈的反堕胎派人士围困医院、焚烧医院甚至枪杀医生的报道,读后令人惊愕。为了一个受精卵发育成正常的生命,不惜去杀死一个活人,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摩西十诫》中说的“你不可以杀人”可是一个绝对的道德律令啊!

    后来才知道,医院门口的冲突有着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八十年代由于共和党主政,美国社会右倾保守思潮高涨,医院门口和平的或者暴力的反堕胎行动,应该被看成男权回潮释放出来的社会能量。

    要谈男权回潮,应该先了解什么是女权运动。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挂一漏万地讲,女权思潮是欧洲启蒙运动以后随着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产生出来的,其基本纲领是男女平等。它认为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人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才能受到了压抑。女人应该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给她的角色派定中解放出来,她必须获得受教育权、工作权、参政权,在性关系、婚姻和生育上的自决权。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男尊女卑的现象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女权思潮的代表著作有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一七九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妇女的从属地位》(一八六九)、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一九四七)、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一九六三)和舒拉米斯?法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一九七○)等。

    本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是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峰期,进入八十年代后,男权思潮开始反弹,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能感觉到一种反女权的倾向:对妇女解放不利的法案一个个地出笼,影视上的单身职业女性大多不讨人喜欢,百货店儿童玩具的货架上又摆满了女权运动抵制过的任人穿衣打扮的性感洋娃娃巴比……与这股思潮相呼应,八十年代美国的不少畅销出版物也表达了对妇女运动的不满和抵抗。

    乔治?贾尔德(George Gilder)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写反女权的小说,可是那时候他的作品卖相并不好。贾尔德的早期小说《裸体流浪汉》和《男人与婚姻》的主题都是男人找不到合适的女人结婚的苦闷。在《裸体流浪汉中》,作者回忆自己在加勒比美丽的海滩上碰见一位妖娆女士,一见钟情,上前搭话,才得知她是一位崇尚独立的女权主义者,正在驾船只身一人穿越大洋。女子告诉他:“我绝不会结婚,绝不,绝不,在今天,结婚是件愚蠢透顶的事情。”主人翁遭拒绝后情绪恶劣,在海岸边游荡,不小心从一块岩石上跌下,伤势不轻。于是作者开始感叹:如今男人结不成婚,都是女权主义者太多的缘故。男人不能成家,他的种种潜能便难以开发出来。单身男人往往情绪沮丧,心理不健康,他们很容易陷入贫困,死亡率也远比已结婚的男人高,“单身男人是性革命战争中的阵亡将士”。但是,这些“裸体的流浪汉”无聊之余会去酗酒、买枪、吸毒,走向犯罪,唯有一只结婚戒指才能驯服那些野蛮人。对年轻女人而言,与其在黑乎乎的胡同里与那些单身的流浪汉狭路相逢,不如趁早挽着他们的胳膊上教堂接受牧师的祝福。八十年代初贾尔德时来运转,他替里根主义经济政策鼓吹的《富裕与贫穷》一书售出一百多万册,他自己也一度成为白宫的笔杆子。《富裕与贫穷》主要谈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同时发挥作者的反女权思路。该书指责妇女运动不仅使一部分男人无法结婚陷入困境,而且妨碍已经结婚的男人到达事业的顶峰。已婚的女人外出工作,丈夫便不再是家庭经济的唯一来源,丈夫作为一家之主的感觉消失了,他的责任感和创造力也就随之消失了,男人慢慢地就成了窝囊废。从狩猎时期经工业革命到现代社会原本一直属于男人的事务许多已经被女人抢走了,而女人却不能做好她抢到手的那一份工作。所有这些都造成整个社会效率的低下。政府的福利政策为离婚独居的女人提供了某种经济保障,这一类的福利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在变相鼓励离婚,瓦解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妇女解放运动使一个社会趋向于贫穷而不是富裕。

    与贾尔德类似,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主要也是从男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布莱是六十年代末反越战时期成名的左翼诗人,他从格林童话翻新出来的《铁人约翰》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畅销书。作者努力在书中塑造出新时代的男子汉形象。布莱声称他所倡导的男人文化和男子汉气概并不一定是反女权的,相反它可能与女权主义的指向殊途同归,他只是试图去关心和解决女权主义兴起以后男人身上出现的问题。当今的美国有许多单亲家庭,小男孩与母亲一起生活,摹仿学习的榜样都是女人,这些男孩长大之后必然阴柔盛于阳刚。女权主义造就了不少女强人,女强人喜欢的又都是些弱男人,温柔一些的男人在女权运动的大潮流下获得“性”的可能性多一些,所以社会上便出现了女人的男性化和男人的女性化趋势。美国的男人都像是些傍着妈妈要酸奶吃的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而女人也总是把男人当成小孩子对待。影视媒体上的男人多是艾兰?伍德一类的娘娘腔,社会生活中自然也就不能产生出《伊利亚特》、《奥德赛》类型的英雄好汉。阴盛阳衰是一种时代病,是反自然的,也是妇女运动造成的消极因素。布莱和他的同道们为此想出了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举办男子汉周末研习班。把几十个男人集中到一处休闲胜地,先让大家熟读《铁人约翰》,然后让男人们戴上面具,穿上兽皮,或者击鼓,或者嚎叫,或者摹仿野兽以四肢爬行,扑打格斗,用近乎宗教的仪式来唤醒沉睡在现代男人心中的勇武刚烈气慨,恢复男人应有的本性。男子汉研习班一期期地办,加上巡回讲演的收入,布莱的日子比当一个穷诗人好过多了。

    贾尔德和布莱似乎都只是从男人的立场上对妇女运动作出回应。写有《美国人心智的封闭》的原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艾兰?布鲁姆除了认定女权主义是他自己所珍爱的西方“经典作品生命力的最新崛起的敌对势力”以外,还从女人的角度来批评了女权运动。他认为妇女解放运动与女人的本性相冲突,女权主义欺骗了女人,它使女人得不到爱情,无法缔结婚姻,它唆使女人把物质的追求置于伦理和道德之上。极端的女权主义者都像是些女巫,纯洁的小姑娘容易入其魔障,而它自己也由于失去了应有的生育能力而灵魂痛苦,所以“女权主义是女人的大敌”。另一位男权倡导者华伦?法瑞尔(Warren Farrell)在他的畅销书《男人为何如此》中也表达了与布鲁姆类似的见解,他发现“愈是女权主义倾向严重的女人对男人便愈加自我封闭”,“我们处在一个男人不被女人所理解的时代”。法瑞尔认为传统的社会模式并不是女权主义所说的“男人中心”,传统社会模式并不仅仅是为了男人建立的,它是为了男女两种性别而建立的,而且尤其地对女性有利。比如在美国的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妇女在传统的婚姻模式中虽然在经济上不能充分独立,但是她们的经济生活是有保障的。一个女人,不管她在事业上是否成功,她都可以获得爱情,而男人却必须到社会上去打拚。如果他在事业上失败,他在婚姻与爱情上也绝不会幸运。人们常常说的“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女人”这一句话,不妨理解为男人未必愿意成功,未必在乎成功与否,是社会逼迫他去奋斗,是站在他背后的向往功名利禄的女人把他当成了自我实现的工具。夫荣自然妻贵,女人不必直接面对外界的压力便可以享受成功带来的一切。在这层意义上,男人不过是挣钱的机器,是工作压迫下的奴隶,他比女人受到的压迫要深重许多。所以首要的问题应该是男人的解放而不是妇女的解放,而女权运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原有的社会设计中对妇女有利的一些方面给瓦解掉了。

    以上种种说法的“知识产权”所有者都是男人,说他们是男人沙文主义的代表没有什么不妥。给男人沙文主义提供理论根据的是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温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萨里奇教授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推测”是女人的脑容量低于男人。一九九一年,由萨里奇教授发起,上百名教授参加组成了“加州学者联盟”,他们反对在大学里设立女性研究学科,反对七十年代初由当时的约翰逊总统签署的、旨在保护少数族裔和女性受教育和就职权益的“反歧视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声称大学里鼓励招收女性和少数族裔学生、雇用女性和少数族裔教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学术水准的下降,而“反歧视法案”已经反过来对白种男性造成了歧视。萨里奇与他的同道的努力已经有了结果,他们在政界已经有了不少代言人,最近一段时期国会山庄的议题之一便是修正甚至取消教育界的“反歧视法案”。

    问题在于男权反扑的浪潮中搀进了若干女人的声音。八十年代以来对女权运动进行批评和反思的著作不少出自女人之手,把这类著作称为“后女权主义的”可能比“反女权主义的”要合适一些。修丽特(Sylria Ann Hewlett)在《美国妇女解放的神话》中将女人这一社会群体作了比较仔细的区分。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上层中层和下层的区别,有职业女性也有家庭妇女,职业女性又分为白领层和蓝领层,白领女性又可分为精英类和普通类。修丽特认为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诉求往往只是有利于那些上层的、精英的、功名心特别强的处于传统婚姻模式之外的职业女性,与广大中下层妇女的愿望和要求脱节,有时甚至会损害后者的利益。比如关于男女平等法案,许多妇女宁肯选择呆在家中,她们不愿意到社会上去工作,与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对职业妇女而言,平等法案由于不考虑性别差别,从而会取消对女性的职业保护。又如关于性解放、关于无过失离婚法案,结果都是成全了男人,伤害了女人。六十年代性解放运动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自由使用自己身上的器官”,这个貌似女权主义的口号轻易地让男人获得了以前要花较大的代价才能到手的“性”,制造出了数目庞大的单身母亲家庭。女权运动曾经大力推动的无过失离婚法案为男人逃避责任提供了方便。女权主义试图去破坏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结构,而家庭恰恰是广大妇女应付社会危机的保障,大多数妇女希望巩固而不是毁坏家庭。女权运动忽视了女人的生养责任,不关心生儿育女期间的女人的权益。以走向社会、男女平等为口号的女权运动步入了歧路,它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了。愈是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生活便愈是尴尬,妇女的日子便愈是活得没有滋味,就像修丽特的书名副题所说的,“解放”以后妇女所过的是A Lesser Life。总之,妇女解放是一个神话,女权运动没有能够帮助女人,相反它害了女人。     可以批评修丽特与男权反扑的势力沆瀣一气,修丽特也并不声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但是像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那样以女权主义者自居,却又以十分尖刻的语言痛骂她心中的“浅薄的女权主义者”,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帕格利亚的《性面具》(Sexual Personae)是我读到过的探讨性别与文化关系的一本最有份量的著作,简单地说,帕格利亚反对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著名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造成的,男性中心社会按自己的需要塑造女人,压迫女人。帕格利亚把以上的论点颠倒过来了:她认为女人是天生的,男人创造出来的文明拯救了自己也保护了女人;若是女人充当了物质文明的主要承担者,人类今天也许还住在茅草棚里。帕格利亚最后这一句话为许许多多的女权主义者所诟病,按她们的标准帕格利亚是伪装的女权主义者。这或许也能说得过去。但是六十和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一些领袖人物到八十年代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转向,这种转向是女权运动成熟后的反思还是迎合男权的回潮?这的确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于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女性奥秘》是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经典,影响过整整一代人。弗里丹通过对著名女校毕业生生活道路的追踪调查,发现受过最好的教育的美国妇女的人生目标也只是找个好丈夫,当贤妻良母。某届毕业生返校日夸示于人的口号竟然是“我们嫁了一整打哈佛”。二战后的美国兴起一股把女人送回家中的暗流,特定的社会势能塑造出了它所需要的女性奥秘:女人爱撒娇,女人离不开家,女人对外面的事物不关心,女人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原谅她的缺点、体贴她的丈夫。弗里丹揭示出所谓女性奥秘乃是男性中心社会精心策化的阴谋,目的是将女人锁在家中。她鼓励女性从社会给她的传统角色派定中挣脱出来,除了发挥自己女性的因素外,还应该投身于适合于自己的社会工作,在创造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可是到了一九八一年,当弗里丹写《第二阶段》的时候,她对自己早先的较为激烈的姿态作了一些调整。她认为女权运动从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偏差,女权运动过于男性化了,女权主义成了女人想当男人的代名词。女权运动过多地追求在男人的世界里去获取成功,没有从正面去肯定男人和女人之间固有的差别,去拥抱和歌颂女性对于生活的特殊的敏感;女权主义的领袖人物对女人与生俱来的母性召唤缺乏回应,在家庭问题上有一个盲点。女权运动促使全社会去关注的反强奸问题、堕胎权问题、女性性感部位(阴道或阴蒂)的认定问题和男女平权问题等都显得有些虚张声势,甚至维护妇女权益也并非美国妇女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六十和七十年代为了争取男女平权,妇女运动常常忽视或者抹杀了两性之间的差别,现在是正视和从女性的角度来肯定这些差别的时候了。八十年代应该是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如果不反省,六十和七十年代的许多成果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而使妇女运动要功亏一篑的正是妇女自己。过去女权运动争取妇女权益多是从政治斗争、社会抗争入手,今后应该注意家庭的作用,家庭也可以是妇女运动的场所,从影响丈夫出发也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以前的妇女运动对公共领域的作用低估了,今后应该鼓励妇女投身社区公益事业的多种义务活动,通过为社区作贡献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要从女童子军和青年姐妹会抓起。

    钱满素女士在《世界文学》一九九五年第二期的一篇精彩论文中多次提到了弗里丹的《第二阶段》,论文列举了多条妇女运动的悖论:

    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天生的。

    妇女进入社会是解放/妇女进入社会不是解放。

    同工同酬是平等/同工同酬不是平等。……

    还可以继续列举。留心一下可以发现:以上悖论的前半部分是正宗女权主义的思路,后半部分是反女权主义的或者后女权主义的思路,笔者倾向于将后一种思路看成男权回潮的产物。

     

    这篇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为:Susan  Faludi,  Backlash——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an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Inc1991.

张宽

女人的职业

伍尔芙

(18821941).英国文学家。本文选自《伍尔芙随笔集》,孔小炯、黄梅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当你们的秘书邀请我来时,她告诉我,你们的团体所关心的是妇女的工作,她建议我可以给你们谈谈我自己的职业经验。我确实是个女人,我也确实在工作。可是我有什么职业经验呢?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我从事的职业是文学,在那一行中,能给予女人的经验比起其他的职业来就更少了——极少,我的意思是说,极少有特别惠及女人的。例外的是戏剧。因为这条道路是许多年以前开辟出来的,动手的有芬尼?伯尔尼①、阿弗拉?本②、哈利?马提诺③、简?奥斯丁、乔治?爱略特。许多著名的女人,以及许多无名的和被忘记的女人,曾在我之前修缮着这条路以使之平坦光滑,并且调整着我的步伐。所以,当我写作时,我的前面只有极少一些物质障碍。写作是一项高尚和无害的职业。家庭中的安宁不会被钢笔的摩擦声破坏,也没有需要得劳动家庭钱袋的大驾。用16个便士,人们就可以买来足以写出莎士比亚所有剧作——如果你们有此雄心大略——的纸张。钢琴和模特儿,巴黎、维也纳和柏林,大师和夫人,这一切都非写作者的所需之物。写作所用纸张的便宜,当然了,就是为什么女人在她们于另外职业中取得成功以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的原因。

    不过要告诉你们我的故事,那可是简简单单的。你们仅需在自己心中想像一下一个在卧室中手上拿笔的姑娘就行了。而她也只需把那支笔从左移到右——从10点钟移到1点钟。然后她想到了去做一件总之很简单,也极便宜的事:把那些字稿中的几张塞到一个信封里,在信封角上贴1个便士的邮票,然后把信封扔进街角的红色邮筒里。就是这样,我成了一个报纸的撰稿人。而我的努力在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得到了回报(对于我来说,这真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一天):一封编辑写来的、内装有一张 110先令6便士支票的信。但是为了向你们说明我是多么无权被称为一个职业女性,对于那职业生涯的困难与奋争是多么无知,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并没有把那笔钱花在面包、房租、奶油、鞋袜或肉店的账单上,而是出去买了一只猫——一只美丽的波斯猫,而它立即就把我卷入了与我的邻居的苦涩的争吵中。

    难道还有什么要比写文章以及用其稿费买波斯猫更轻而易举的事吗?但是且安勿躁,文章必得是有关某个事物的。我的文章,我似乎记得,是有关一个有名的男人所写的一部小说的。当我在写这评论时,我发现:如果我打算去评论书籍,我得需要与某个幽灵战斗。这幽灵是个女人,在我开始更加熟悉她后,我就仿照那首著名的诗歌《房间里的天使》中的女主人公来称呼她了。在我写作评论时,她经常出现在我和我的稿纸之间,她打搅我,浪费我的时间。她如此厉害地折磨我以致到最后我杀死了她。你们中属于较年轻和更幸福的一代可能根本就没听说过她,你们也可能不知道我提及《房间里的天使》的用意。我会尽可能简短地把她描述一下。她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具有非常的魅力,绝对地无私。她擅长于家庭生活中的那种困难的艺术。每—天她都在做出牺牲。如果餐桌上有一只鸡,她拿的是脚;如果屋里有穿堂风,她就坐在那儿挡着。总之,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她自己的愿望,从没想到过自己。更重要的是——我无须多说——她极其纯洁。她的纯洁被看做是她主要的美——她的羞涩、她的无比的优雅。在那些日子里——维多利亚女王的最后时期——每一幢房子都有她的天使。当我要写作时,我在最初的一个字眼里就碰上了她。她翅膀的影子落在我的书上,我能听到房间里她裙子的拖曳声。也就是说,一等我把笔拿在手上,去评说那部由一个有名的男人写的小说,她款步来到我身后,轻轻地耳语道:“我亲爱的,你是个年轻的女人,你是在评论一部由一个男人写的书。请多点儿同情心,温柔些,哪怕谄媚和欺骗也罢,要用上你们女性所有的技巧和诡计。千万别让人猜测出你有一颗自己的心灵。而更重要的是,要纯洁。”她似乎要引导我的笔端。我现在所记叙的是一个我把它归功于己的行为,虽然这功绩正确地说该是属于我的某个杰出的祖先,他给我留下了一定数量的金钱——可否说是每年500镑呢?——这样,我就无须为了我的生活只能去依赖我容貌的魅力了。我转而攻击她,抓住她的喉咙,尽我全力去杀死她。我的借口,如果我将被押到法庭上,就是我是在进行自我防卫。如果我不杀她,她就会杀死我,她就会挖出我那写作的心脏。因为,就如我发现的,一旦我把笔端触到纸上,如果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去表现你认为是人类关系、道德及性的真谛那些东西,你就无法去评论哪怕是一部小说。而所有这些问题,按照那房间天使的看法,不能由女人百无禁忌地和公开地进行阐释回答。她们必须妩媚可爱,必须能讨人欢心,必须——说得粗鲁些,说谎,如果她想成功的话。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当我感到我的书页上有了她翅膀的阴影或者她的光晕,我就会拿起墨水瓶向着她扔去。她死得很艰难,她那虚构的性质对她有着极大的帮助。要杀死一个幽灵远比杀死一个真人更为困难。在我认为我已经处死了她后,她总是又悄悄地溜了回来。虽然我奉承自己在最终总算杀死了她,但是这搏斗却是剧烈的,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这时间本来最好还是花在学习希腊语语法,或者花在漫游世界寻求冒险上。但这是一种真实的体验,一种必定要降临在那个时代的女性作家身上的体验。杀死这房间的天使是一个女作家的一部分工作。

    不过再继续我的故事吧。那天使是死了。那么留下来一些什么呢?你们可能会说,留下来的是一个简单而平常的客体——一个在卧室中拿着墨水瓶的年轻女人。换句话说,既然她已经摆脱了虚伪,那个年轻女人就只能是她自己了。可什么是“她自己”呢?我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女人?我向你们保证,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你们会知道,我也不相信任何人能够知道,除非她在所有有赖于人类技能的职业和学科中都表现了她自己。那确实也就是我为什么来到这儿的理由之一——出于对你们的尊敬:是你们,正在以自己的实验向世人显示什么是女人;是你们,正在用你们的失败和成功向世人提供极其重要的信息。

    还是回到我的职业经验的故事上来吧。我靠我的第一篇评论挣得了110先令6便士,然后用这收益买了一只波斯猫。而后我就变得野心勃勃了。一只波斯猫确实不错,我对自己说,但是一只波斯猫远远不够,我还必须有一辆汽车。就是这样,我成了一位小说家——因为这真是一件非常奇异的事情:如果你给人们讲一个故事,他们就会给你一辆汽车。而更奇异的事是: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像讲故事那样令人高兴了,它比写名著的评论更使人愉悦。然而,如果我准备听从你们的秘书,告诉你们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职业经验,我必须给你们讲我作为小说家所遭遇的一种非常奇特的经验。为了能理解它,你们必须首先尝试着去想像一个小说家的心灵状态。如果我说一个小说家的首要愿望是做到尽可能的无意识,我希望我并不是在泄露职业秘密。他必须在其内心诱导出一种始终无动于衷的状态,他要求生活以最大的宁静有条不紊地流逝着。当他在写作时,他要求看到同样的面孔。阅读同样的书,做同样的事,一天接一天,一个月接一个月,这样,就没有任何东西会破坏他生活于其中的幻觉了——就没有任何东西会打扰或搅动那非常地害羞和惑人的精灵——想像——那种神秘地到处嗅闻、四处摸索、投掷、猛撞以及突然的发现了。我怀疑这种心理状态对于男人和女人都是相同的。虽然这样,我还是要求你们想像我正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写一部小说,要你们想像一个姑娘坐在那儿,手上拿着一支钢笔,这支笔已有许多分钟,实际上还可能是许多小时,未曾浸入墨水瓶中去过。当我想起这姑娘时,我心中浮现出来的形象是一个渔父的形象,他躺在一个深水湖的边缘处,钓竿伸出在水面上,正沉浸于梦想之中。她正在让她的想像毫无阻碍地横扫着那个世界——沉浸于我们无意识存在的深度上的那个世界——的每一块岩石和每一个罅缝。现在经验来了,这种经验我相信在女作家那儿,远比在男作家中更为常见。线顺着姑娘的手指飞跑出去,她的想像也在冲出去,它在寻找池子、深度、最大的鱼打盹的黑暗处,而后传来了一阵撞击声,出现了一次爆炸,出现了泡沫和混乱。那想像撞到了某种硬件上,那姑娘从她的梦想中清醒了过来。实际上,她是处于一种最敏感和困难的苦恼状态中。不加修饰地说,就是她想起了某些事情,某些不适合于女人的关于肉体、关于情欲的事情。男人,她的理智告诉她,对此准会大吃一惊。对于男人将会如何议论—个说出了她的真实情欲的女人的意识,把她从她艺术家的无意识状态中唤醒了。她无法再写了,那种恍惚出神的状态结束了,她的想像不再能工作了。我相信这是女作家中非常普遍的经验,她们受到了其他性别的那种极端性习俗的妨碍。因为虽然男人聪明地允许他们自己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可我怀疑他们是否意识到了,或者能够控制这些他们用以谴责妇女如此自由的极端的严厉性。

    这些就是我自己的两种非常真实的体验,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两次冒险。那第一次——杀死房间里的天使——我认为我是解决了,她终于死了。但第二次:真实地说出我自己肉体的体验,我并不认为我已解决了。我也怀疑有任何女人已解决了这个问题。阻碍着她的障碍物仍然非常地强有力——然而它们又是很难以界定的。从表面来看,难道还有什么会比写书更容易的吗?从表面来看,难道会存在什么专门惠顾女人的障碍吗?而在内部,我认为,情况就非常不同了。她仍然有着许多要与之搏斗的鬼魂、许多要加以克服的偏见。无疑这仍将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我想,除非一个女人能坐下来写书而无须去屠杀一个幽灵,去撞碎一块岩石。如果在文学——所有女人的职业中最为自由者——中情况是如此,那在你们将第一次涉足的新职业中,情况又会怎样呢?

    如果我有时间,这些问题就是我想询问你们的。讨论和界定它们,我认为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因为只有如此,那种努力才不会落空,那种难题才能解决。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也需要讨论一下那些我们为之奋斗,为之与那可怕的障碍进行着战斗的结局和目的。这些目的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而必须是始终被询问和查证的。这整个状况——就如我所见到的:在这个大厅中,周围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事着各种各样职业的女性——是极其重要和令人感兴趣的。你们已经在那幢此前无一例外地由男人占据着的房子里赢得了自己的房间,你们能够——虽然得花费巨大的辛劳和努力——支付房租。你们正在挣着自己的每年500镑的钱。但是这自由还仅仅是个开始,房间是属于你们的了,但它仍是空无一物,必须布置家具,必须进行装饰,也必须与人共享。你们将怎样布置它?怎样装饰它?与谁共享?又有什么条件呢?这些,我认为都是些极其重要和有趣的问题。因为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你们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是第一次你们能够自己决定答案是什么。我很愿意留下来讨论这些问题和答案。但是今晚不行,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必须停止了。

    ①P.伯尔尼(17518),英国女小说家。

    ②A.本,英国女作家,生卒年不详。

    ③H.马提诺(1802--1876),英国女作家,经济学家。

第二性 西蒙?波伏娃

第十一章  神话与现实

神话与现实

波伏娃

(1908-1986),当代法国存在主义女权作家。本文选自《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女人神活在文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如何?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习俗和行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明确阐述这个神话同现实的关系。

    神话有各种各样。这种神话,也就是女人神话,使人类状态的不变方面——即把人类分为两个阶段的“分化”——得到升华,因而是静态神话。它把一种直接体验的,或根据经验概念化的现实,投进柏拉图的观念王国,用一种超时间的、不可改变的、必然的超越理念,来取代事实、价值、意义、认识和经验法则。这个理念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它超出了巳知范围:它只有绝对真理。于是,神话思想使唯一的、不变的永恒女性,向现实女人之分散的、偶然的、多样化的存在相对立。如果这一概念的定义同有血有肉的女人的行为发生矛盾,那么有错误的是后者:我们被告知的不是女性气质是虚假的存在,而是有关女人不具备女性气质。面对这一神话,相反的经验事实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它在某种意义上来源于经验。所以女人的确是和男人不一样的,这种相异性在欲望、拥抱和爱情中可以直接感受到。但是,真正的两性关系是具有相互性的关系,这样它才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戏剧。由于性行为、爱情和友谊,以及替换它们的欺骗、仇恨和竞争,这种关系是都想成为主要者的有意识的人们之间的—场斗争,是彼此确认自由的自由人的相互承认,是从反感到参与的不明确转变。提出女人问题就是提出绝对他者问题,而绝对他者不且备相互性,对她做主体、做人的同类的所有体验都采取否定态度。

    在现实中,女人当然具有各种面目,但是,围绕女人这个题目形成的每一种神活,都想in toto[完全地]概括她,都想成为唯一的。因而,就有一些相互不一致的神话存在,男人在女性观念显露出的不连贯性面前就犹豫徘徊。由于所有的女人都和这些原型的多数有关,每一种原型都自以为拥有唯一的关于女人的真理,今天的男人在女伴面前也就再度感到惊讶,就像老诡辩家不明白人的肤色怎么会又有白色的又有黑色的时感到的惊讶那样。社会现象早就表明了向绝对的转变:正如智力不成熟的人认为,事物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阶级关系、模式功能也容易是固定个变的。例如,以维护世袭财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必然暗示,不但存在着拥有和遗传财产的人们,也有拿走所有者的财产并让财产流通的男男女女。冒险家、骗子、小偷和投机者之类的男人,一般为群体所唾弃;而利用性能力的女人,却能够让年轻男人甚至家长分散他们的世袭财产,不受法律的制约。这些女人,有的在挪用她们受害者的财产,或用不正当手段取得遗产。这种角色被认为是邪恶的,扮演这种角色的女人被称为“坏女人”。但是,与此完全相反,在其他场合下,如在家和父亲、兄弟、丈夫或情人在一起时,她们实际上也可以成为守护神。对富豪进行“敲诈”的高级妓女,往往也是画家和作家的慷慨赞助人。在实际生话中,阿斯帕西娅的或蓬巴杜夫人的有歧义性的人格很容易得到理解。但是,如果把女人描绘成螳螂、曼德拉草和恶魔,那么发现女人还是缪斯、大母神和贝阿特丽丝,就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由于一般来说群体象征和社会模式是由相反的对应物来确定的,看来矛盾将是永恒女性的固有性质。神圣的母亲和残忍的继母相关,而天使般的少女则和邪恶的处女相关:所以人们有时会说母亲即生命,可是有时也会说母亲即死亡;有时会说所有处女都是纯洁的精神,有时也会说所有处女都是献给魔鬼的肉体。

    显然,让社会或个人在两种对立的基本范畴之间做出选择的,并非是现实。在所有的时期,在每一种情况下,社会和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抉择。社会和个人常常把自身所坚持的制度和价值,投入所选定的神话。所以要女人呆在家里的父权制,才确定她是感情的、内向的和内在的。实际上所有的生存者都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当一种制度没有给生存者提供任何目标,或阻止他达到任何目标,或不许他取得胜利时,他的超越性就会徒劳地陷入过去,就是说,重新陷入内在性。这便是父权制派给女人的命运。但这决不是一种天命,就像受奴役不是奴隶的天命那样。在奥古斯特?孔德那里,可以清楚看到这种神话的发展。把女人和利他主义相提并论,是为了以她的奉献来保障男人的绝对权利,这是在强迫女人服从一种绝对命令。

    没有必要把神话和承认意义混为一谈。意义在客体中是内在的,通过生动的体验昭示于桔神。而神话是一种超越的理念,完全不为精神所认识。米歇尔?莱里在《人的时代》阐述他对女性器官的看法时,告诉我们的是有意义的事物,而不是精心炮制出来的神话。对女性身体的惊奇,对经血的厌恶,都来自对一种具体现实的直觉。揭尔女性肉体的色性性质的体验,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即使有人想通过与鲜花或水晶相比来描绘这种性质,也不会涉足神话。但是,说女人是肉体,说肉体是黑夜和死亡,或者说它是宇宙的光辉,这无异于抛弃地上的真理,飞向虚无的天空。因为男人对女人也是肉体,而女人不仅是发泄肉欲的对象,她的肉体对每一个人,在每一种体验中,也都有特殊的意义。女人也的确和男人—样,是一个植根于自然的人。她比男性更受物种的奴役,她的动物性更为明显。但是和男人一样,在她身上这些既定特征也是通过生存这个事实表现出来的。她也属于人类王国。把她比做自然完全是出于偏见。

    几乎没有哪种神话比女人神话更有利于统治等级①的了:它为一切特权辩护,甚至对它们的弊端也表示认可。男人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去减轻巳成为女人生理命运的痛苦和负担,因为这是“大自然有意安排的”。男人把它们作为进一步加深女性命运之神秘性的借口来加以利用,例如,他们拒绝给女人获得性快感的权利,让她的劳动有如役畜一般。②

    在所有这些神话中,没有一种神话比女性“神秘”这个神话,更牢固地树立在男性的心目之中。它带来的好处举不胜举。首先,它使所有的费解都轻易得到解释,“不理解”女人的男人,在以客观反抗取代主观精神之贫乏时是幸福的。他不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而是发现在他之外还有—种“神秘”:这的确是吹捧懒惰和虑荣的一种惜口。一颗倍受爱情折磨的心,因此避免了许多失望:如果他的爱人是任性的,她说的话是愚蠢的,那么这种神秘有助于原谅这一切。最后,还多亏有了这种神秘性,那种消极关系才得以不朽,在克尔恺郭尔看来,这种关系比积极占有更可取。在和一个活生生的神秘人物在一起的时候,男子仍是孑然—身——他单独和他的梦幻、他的希望、他的恐惧、他的爱情和他的虚荣心在—起。这种主观追求,可以从恶习一直通往神秘的极度兴奋,所以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比和人的真实关系更有诱惑力的体验。那么这种有利可图的幻觉的存在基础是什么呢?

    在某种意义上,女人的确是神秘的,照梅特林克③的看法,“如整个世界一般神秘”。每一个人只有对他自己才是主体;每一个人可以内在认以的只有他自己,单独一个人。根据这种观点,他者始终是神秘的。在男人看来,他所了解的那种自我——Pour-soi[自为]所具有的不透明度、在身为女性的他者身上更大。男人不可能通过任何共感作用,识破她的特殊体验;他们对女人性快感的性质、经期的不适以及分娩的痛击一概不知,并为此受到了惩罚。实际上,双方都是神秘的:身为男性的他者,每一个男人自身也有一种存在,一种女人难以识破的内在自我;她对男性的性感觉同样是无知的。但是,根据我所说的普遍规律,男人用以思考世界的那些范畴,是根据他们的观点,作为绝对确立起来的;和在所有的地方—样,他们在这里也是误解了相互性。出于女人对男人是一种神秘,她才被认为在本质上是神秘的。

    说实在的,出于她的处境,女人也很容易产生这种观点。她的生理特征就非常复杂,她忍受它时,如同在忍受外部的某种无聊事物。在她看来,她的身体不是她本人的清楚表现,她觉得在体内她自已是个陌生人。的确,那种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把生理生活与心理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种在个人的偶然性与表现这一偶然性的自由精神之间存在的关系,是隐含于人的处境的极其神秘的事物,而这一神秘事物,在女人身上呈现出极其令人不安的形式。

    但是,人们通常认为是神秘的那种东西,既不是有意识自我的主观孤独,也不是神秘的有机生命。神秘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表现在交流方面:它并非是指一种完全沉默的、黑暗的和不存在的状态,而是在暗示—种断断续续的存在,这种存在使它本身变得朦胧不清。说女人是神秘的,并不是指她是沉默的,而是指她的语言是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她是存在的,都蒙在面纱之后;她存在于这些变幻莫测的外表之外。她究竟是什么人?是天使,还是魔鬼?是有灵感的人,还是演员?人们可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可能认为,没有一个答案是合适的,因为只有根本上的歧义性是女人的特征。也许在她的心目中,她其至对她自己也是极难确定的:她是一个司芬克斯。

    实际上,她对判明自已是什么人会感到非常为难。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隐藏着的真实性实在是太含糊了,以至难以辩明,而是因为在这个领域根本就没有真实性。一个生存者,除了他扮演的角色什么也不是。可能不会超出现实,本质也不会先于存在:在纯粹的主观性那里,人什么也不是,应当根据他的行为对他进行评估。我们在谈到农妇时,可以说她是—个好劳动者,也可以说她是一个坏劳动者;在谈到女演员时,可以说她有天赋,也可以说她无天赋。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她的内在存在,她的内向自我来考察一个女人,我们关于她就绝对说不出什么,她不具备任何资格。所以,在恋爱或婚姻关系中,在女人是附属者、他者的一切关系中,人们要根据她的内在性来对待她。值得注意的是,女同志、女同事和女同伙并无神秘色彩。相反,如果这个附属者是一个男性,如果一个年纪较大或较为富有的男人或女人,认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扮演次要的客体角色,那么这个小伙子就有了神秘性。这为我们揭示了女性神秘的基础,这个基础实际上是实用的。

    人们可以认为情感什么也不是。“在情感领域,”吉德写道,“真实与想象是分不清楚的。如果认为一个人在爱就足以说明他在爱,那么在这个人在爱的时候,对他说他爱的是他本人的一种想像,也就足以使他立刻爱得少一点。”只有通过行为才能在想像与真实之间做出鉴别。既然男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特权地位,他就能够主动表明他的爱。他常常资助他所爱的女人,或至少常常帮助她。在和她结婚时,他给予她社会地位,向她赠送礼品。他的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他有可能掌握主动权,去进行发明:M??诺普瓦刚向德?维尔帕丽西夫人分手,就昼夜兼程去看她。男人往往是忙碌的,而女人往往是懒散的;他给她时间,和她共同度过这段时间,而她接受了这种做法;这是为了快乐,为了感情,还是仅仅为了娱乐?她接受这些好处,是出于爱,还是出于自私?她是在爱她的丈夫,还是在爱她的婚姻?当然,连男人的证据也是暖昧不清的:送如此这般的礼物,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怜悯?但是,尽管一个女人在正常情况下,从和一个男人的关系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可是对一个男人来说,只要他爱她,他同女人的关系就是有利可图的。所以,根据对他的态度的全部描述,人们几乎可以断定他的感情发展程度。

    但是,女人却几乎无法听到她自己的心声。她将根据自己的心境,用各种不同的观点去观察她自己的情感。由于她被动地服从这些观点,各种解释的正确性相差无几。在一些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她拥有经济与社会的特权地位。这时,神秘性发生了逆转,这表明,它并不属于这一个性别,而是属于另一个性别,届于当时的处境。对相当多的女人来说,超越的道路是封闭的:因为她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无法让自己成为任何一种人。她们隐隐地想知道自己可能成了什么人,可是这又会让她们提出自已是什么人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是徒劳的。如果说男人无法发现女性的神秘本质,那完全是因为它不存在。女人处在世界的边缘,不可能通过这个世界对白己加以客观地确定,她的神秘性所隐藏的只不过是空虚。

    而且,和一切被压迫者一样,女人故意掩饰她的客观真实性。奴隶、仆人和穷人,所有靠看主人眼色过日子的人,都懂得用永远不变的微笑或高深莫测的无动于衷来对待主人。他们的真实情感,他们的实际行为,都被小心地藏了起来。此外,女人从青少年时起,就学会了骗男人,搞阴谋和诡计多端。在谈到男人时,她脸上总是带着一副不自然的神情。她是谨慎的、虚伪的,她总是在做戏。

    但是,神话思想所承认的女性神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事实上,它直接隐含于绝对他者的神话之中。如果承认这个次要的有意识的人,也有明显的主观性,也能够进行Cogito[我思],那么也就等于承认这个人实际上是主权的,能够重新变为主要者。为了使所有的相互性都完全成为不可能,必须使他者对自己也是一个他者,必须让他的主观性受他的他性影响。这种被异化为一种意识的意识,在其纯粹的内在存在中,将明显是一种神秘。鉴于它对于自己也会成为神秘这一情况,它在本质上将是神秘的。它将成为一种绝对的神秘。

    同样正确的是,只要黑人和黄种人被绝对看成次要的他者,除了他们的掩饰所造成的秘密,在他们当中还有神秘存在。应当注意的是,美国公民显然让普通的欧洲人深感困惑,可是他们并不被认为他是“神秘的”:人们会比较谦虚地说,他们不现解他。女人也并不总是“理解”男人的,但是并不存在男性神秘之类的事物。问题的关键在于,富有的美国及男人,是站在主人这一边的,而神秘则属于奴隶。

    的确,我们只能沿着欺诈这条僻幽小径,对神秘的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苦思冥想。犹如遥远的幻象,当人们想目不转睛地注视它时,它却消失了。在试图描绘“神秘的”女人时,文学总是失败的。作为一些奇怪的神秘人物,她们只能出现在小说的开始;而在结束时,她们放弃了自己的神秘之处,完全成了表里如一的透明人物,除非故事没有结局。例如,彼得?切尼书中的主人公,始终对女人的高深莫测的任性感到惊讶:没有一个人能永远猜到她们将会如何行动,她们把所有猜测结果全都给推翻了。实际上,一旦把她们的行动动机向读者全盘托出,就会发现她们是些非常简单的人物:这个女人是一个奸细,那个女人是一个小偷。不论小说的情节安排得多么巧妙,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使作者有天下所有的才华和想像力,它也不可能是别的样了。神秘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当我们走近看它时,它便消失了。

    我们现在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女人神话是用它对男人的有用性来解释的。女人神活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在男人对他所需要的东西不再感到迫切需要时,女人神话才能够出现;关系表现得越具体,这些关系的观念化成分就越少。古埃及的农夫,贝督因的农民、中世纪的工匠以及今天的工人,他们对工作和克服贫困的需要,都和他们的特殊女伴有关系。这些关系对她们来说是太明确了,以至用不着用征兆来装点,不论这些征兆是吉利的还是不吉利的。那些以有梦想闲暇为特征的时代和社会阶级,是那些树立了邪恶的或善良的女性形象的时代和阶级。但是,和奢侈一起出现的还有实用,这些梦想不可抗拒地受着利益的支配。毫无疑义,大多数神话都源于男人对他自己生存及对他周围世界的自发态度。但是,超出经验、面向超越的理念,被父权社会蓄意用来自我辩护。通过这些神话,父权社会以生动有力的方式,把它的法律和习俗强加于个人。正是在神话的形式下,群体命令经过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通过宗教、传统、语言、寓言、歌谣和电影之类的中介,这些神话甚至渗透到受着物质现实的极严酷奴役的生存者心中。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对他单调体验的升华:在他受所爱女人的欺骗时,他称她是狂妄的子宫;在他为自己的性无能苦恼时,他称她是一个螳螂。还有一些人在妻子的陪伴中享受到乐趣:快瞧呀,她竟然是和谐、安宁和仁慈的大地!多数男人所具有的对永远讨价还价的爱好,对绝对合适的爱好,都通过神话得到了满足。连最微小的激动、最轻微的烦恼,也在反映超时间的理念。而这个理念,是一种对虚荣心非常愿意阿谀奉承的幻觉。

    女人神话,是虚假客观性设置的一个陷阱,而信奉现成评价的男人,一头扎进了这个陷阱。这里,我们又在和代替现成偶像对现实的体验,及代替这一体验所需要的自由判断打交道。女人神话用目不转睛地注视幻象,代替了同自主生存者的真正关系。“幻象!幻象!”拉福格大声喊道。“我们无法理解她们,所以应当杀死她们。或者,最好让她们平静下来,让她们受到教育,让她们放弃对珠宝的爱好,让她们成为我们真正平等的同志、我们的亲密朋友、世界上真正的伙伴,让她们穿着各异,让她们剪短头发,对她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恰恰相反,假如男人不再把女人装扮成一种象征,他什么也不会失去。梦想一旦变成正式的公众事务,变成陈词滥调,它们和活生生的现实相比,的确显得单调乏味。对真正的梦想者来说,对诗人来说,女人与其说是一个邋遢得出奇的婆娘,不如说是源源不断的泉水。极其真诚地对女人表示爱护的时代,不是封建的骑士时代,可也不是对女人大献殷勤的19世纪,而是男人把女人看做同类的那些时代,例如18世纪。那时的女人似乎是真正浪漫的,《危险的私情》、《红与黑》和《永别了,武器》这类作品,就是这样充分表现的。拉克罗、司汤达和海明威笔下的女主人公,没有神秘性,可是她们因此仍然十分迷人。承认女人是一个人,并不是要对男人的体验进行任何改变:这不会让体验失去它的多样性、丰富性、或减弱它的强度。假如这种体验在两个主观之间发生的话。抛弃女人神话,并不是要完全破坏两性间的戏剧件关系,也不是要否定女性现实所确实向男人揭示出的意义,更不是要取消诗歌、爱情、冒险、幸福和梦想。这只是要行为、情感和激情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⑤

    “女人不见了。这样的女人在哪里?今天的女人根本不是女人!”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些神秘口号的含义。对男人来说,以及对于以男人目光看待事物的众多女人来说,母亲或情妇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仅仅拥有女人身体或表现女性功能还是不够的。在性行为和母性中,女人作为主体,能够要求自主。但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她就必须承认自己是他者。今天的男人表现出一种口是心非的态度,这使女人痈若不堪。在整体上,他们愿意承认女人是自己的同类,是一个平等的人,但他们仍然让她做次要者。对她来说,这两种命运是不可比的。她在是做这种人还是做那种人之间犹豫不决,无所适从,因此失去了平衡。在男人身上,公众生活和私人是活之间并不存在着裂痕:他在行动和工作中越是证实他对世界的控制,就越是显得有男子汉的气魄。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在他那里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女人的独立成功却和她的女性气质相矛盾,因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必须使自己成为客体,成为他者。

    在这方面,男人的感受性和性冲动会完全有可能发生变更。现在,新的审美观念已经产生。如果说,时兴扁平的胸脯和狭小的臀部,即时兴男孩子的形体是昙花一现,那么以前几个世纪祟尚过于丰满的理想至少是一去不复返了。女性身体被要求必须是肉感的,但这个要求比较谨慎。它应当是苗条的,不发胖的;它必须是肌肉发达的、柔韧的、强健的,使人可以联想到超越;它不应当像终日不见阳光的温室里的花草那么苍白,而宁可如光着膀子在太阳下干活的工人那样晒得黝黑。女人的衣服在实用的同时没有必要让她显得无性感:相反,穿短裙倒是为了使她的双腿显出以前从未有过的性感。没有理由认为劳动会夺走女人的性魅力。认为女人既是一个社会的人,又是—个发泄肉欲的对象,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和佩纳最近写的一系列作品中(1948),我们发现,一位年轻男人撕毁了他的婚约,因为他受到美丽动人的市长夫人的诱惑,而她正打算主持他的婚礼。让女人既有某种“男人的地位”,又让男人感到称心如意,这长久以来是人们开下流玩笑的题目。但逐渐地,这种挖苦讽刺变得不那么犀利了,看来,—种新型的性爱正在产生——也许这会造成新的神话。

    毫无疑义,让女人既承认她们的身份是一个自主的人,又承认她们的女人命远,在今天是十分困难的。这是造成失策和不安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失策和不安有时又让人们认为她们是“失去性别的人”。忍受无形的奴役,无疑比为解放而工作更舒适:就此而言,死气沉沉的女人比朝气蓬勃的女人更能顺应大地。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重返过去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值得向往的。应当寄予希望的是,男人能够从自身方面毫无保留地接受即将出现的那种处境。只有到那时,女人才可以无忧元虑地在那种处境中生活。那时,拉福格的这个祈祷将得到回答:“阿,年轻的女人们,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我们的兄弟,我们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的兄弟?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真诚地握手?”那时,布勒东的“梅留辛,将不再受到男人给她带来的灾难的压迫,梅留辛将会得到解放……”将重新找到“她在人类中的位置”。那时,她将会变成—个完全的人,用蓝波信中的话来说,“那时,对女人的无限束缚就会嘎然而止,她将会在自身中并为自身而生活,而男人,尽管至今是可憎的,将会让她获得自由”。

    ①暗指男性。——译者注

    ②见巴尔扎克的《婚姻心理学》:“对她的抱怨不必介意,她大哭大叫,她说这疼那疼;大自然让她对我们有用,而且让她忍受一切:由男人引起的孩子、悲哀、打击和痛苦。你不要那么苛刻地自责。在所有所谓文明民族的法典中,男人都在法律条文中对女人的命运写着这样残忍的词句:Vae victis!但愿你能忍受软弱之苦!”——原注

    ③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象征派剧作家。——译者注

    ④“cogito”是笛卡尔的哲学公式“cogitoergo sum(我思故我在)的简略说法。——译者注

    ⑤拉福格在谈到女人时继续说:“自从女人陷入奴隶地位和变得愚蠢以来,自从她除了性没有别的职业和武器以来,她就过分发展了这方面,并变成了女性……而我们容许了这种过分;她在这个世界对我们是有用的……哈!这就是全部的错误所在……迄今为止,我们仍在用女人做戏,仿佛她就是一个玩偶似的。这种情况已经延续得太久了……”——原注

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

自我之孤独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

美国女权运动领袖。本文选自戴安娜?拉微奇遍《美国读本》(下),林本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要保护女子,使其免遭狂风暴雨般的生活打击,这种说法是十足的嘲弄,因为生活的风暴对女子如同对男子一样,从四面八方袭击她们。由于男子受过训练,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去抗争,如何去征服,因此女子遭打击后结果更惨。

    作为美国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辉煌的一生,充满成就,闻名全国。1892年,她发表《目我之孤独》时,年已七十六岁。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她的女权思想的最佳宣言;其中没有任何自负自傲或沾沾自喜的表露,有的只是为妇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求得“自主权”的强烈要求。自立自助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终都是孤独的;每个人必须准备好为自己而行动,为自己而思索,对自己的生命负全部责任。

    现在我想直率地阐明的一点是:每个人的个性,也就是我们新教的思想,以及每个人拥有良知,进行独立判断的权利,这又是我们的共和思想,功;即每个人的公民权。要讨论妇女权利,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在一个女性的自身世界里,作为一个人,作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作为想象中的鲁滨逊,在一个孤岛上,身边的唯一伴侣只有“星期五”,这时她究竟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在这种境况下,她的权利只能是为自身的安全和幸福而利用自己的全部聪明与才智。

    其次,假如一个女子被视为公民,视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个成员,那么,根据我们政府的基本原则,她就应该享有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同样权利。

    其三,即使把一个女子仅仅视为一个女子,视为文明结构中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她的权利与责任仍然一样,即个人的幸福与发展。

    其四,只有生活中的附带关系,比如作为母亲、妻子、姐妹、女儿等,才需要一个女性尽—些持殊的责任,接受某种特殊的训练……

    要让妇女受高等教育,让她们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求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同时还要享有最广泛的思想和行动自由,从任何形式的束缚中,从陈规陋习、依附他人及种种迷信中彻底解放出来,免受恐惧的侵扰和摧残。之所以要给妇女所有这些机会,最大的理由莫过于每个妇女要对自己孤独的一生负完全的责任。我们要求妇女在自己的政府中要有发言权,在让她们信仰的宗教中要有发言权,在她们充当重要角色的社会生活中要享有平等待遇,在她们能获得生计的各行各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之所以如此,最大的理由莫过于她们生来就有的自主权,因为作为一个人,每个妇女都得完全依靠自己。不管妇女多么喜欢有所依靠,有人保护,有人支持,也不管男人如何希望她们这么做。妇女都得独自驾驭生活之舟。在危急关头要脱险,妇女就得对航海规律有所了解。要为自己导航,我们必须同时既是船长,又是引航员,又是工程师,舵手之位需配有航海图和罗盘,以便观测风浪、理会天象,适时收帆。作为一个孤独的航海者,男女性别,无关紧要。大自然的恩赐不分性别、一视同仁,因此在危急关头,大自然同样让他们去发挥自己的技艺与判断力,假如无法与环境匹敌,男女将同样遭受灭项之灾。为了弄清每个人都能独立行动的重要性,权且考虑一下自我的无限孤独感。我们只身一人来到世界,又只身—人离开世界,所处的环境独一无二,跟前人毫不相干。前人与后人都不可能出现在令人正要去航行的同一个人生之海。一个人身上的种种遗传作用不会在其他人身上再现;影响这个人的幼年、青年乃至成年期的环境也不会再现于其他人身上。大自然绝不会旧戏重演;这个人的种种可能绝不会重现于那个人身上。没有人找到过两片同样的叶子,也没有人会找到两个一摸一样的人。只要考虑到人性的无限多样化,我们多多少少便能领会到,要是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阶层缺乏教育,在政府中没有自己的代表,这对于该国家将是多么重大的损失。

    我们要求个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为个人的利益和幸福考虑。要装备一支军队,就要给每个士兵分发背包、武器、弹药、毛毯、口杯、刀叉及汤匙。我们要给每个人提供一切必需品,然后每个人肩挑起各自的担子。

    我们要求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样也是为了大众利益,是为了有才有识之士能在人类利益的所有方面,在国民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上取得共识;而个人要在公众责任中挑起自己的担子。无亲无友的儿童在尚不能分析自己的情感之前,在尚不能分清欢乐与痛苦之前,便过早地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目睹此种景象.怎不令人悲哀?不管哪个时代,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最大教诲似乎都是自立自助、自护自卫……

    失去友爱,焦虑痛苦之时,我们不指望从他人身上获得同情。死亡夺走我们的至爱亲朋之时,我们独自笼罩在痛苦的阴影里。在生活的大悲大喜之日,我们都是独自而行。当达到人类成就的神圣顶峰时,作为英雄或圣人受到顶礼膜拜时,我们仍独自而立。作为一个无知的人,乞丐或罪犯.我们独自挨饿或去行窃。我们独自面对人们的嘲笑和冷遇,独自于黑暗的院落,于大路,于小巷被人追赶,受人侵扰,独自于受审席上,独自于牢房之中吞食罪恶和不幸的苦果,独自走上绞刑架结束一切罪孽。就在这种种关头,我们领略了个人生活的极端孤独感,感受到生活的痛苦、生活的惩罚以及生活的责任;就在这种种关头,年幼的,最孤立无援的,无人关顾,只能自我安慰,自寻出路。生活永远是一次行军,一场战争,每个土兵为了自卫必须装备齐全。有鉴于此,剥夺一个人的任何—种自然权利都是惨无人道的。

    在一个人接受全面教育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无异于剜掉人的双眼;剥夺贫困者的权利无异于剁去人的双手。剥夺人的政治平等等于夺走人的所有自尊,等于夺走人在市场中的信用,等于夺走人的工作报酬,等于夺走一个人选择行政立法者的发言权,等于夺走一个人选择自己评审团的自由,等于夺走一个人选择决定自己刑罚的法官……请拭目瞧瞧妇女的地位吧:她们的自然权利被剥夺了,法律及传统习惯使她们处处受挫,迫使她们独自而战,在生命的紧要关头,要保护自己也只能自立自助……

    一个年轻女子,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家庭主妇,若有一位好丈夫护卫着,免受生活恶风的袭击,而且有财富,有地位,那么她便拥有一个安全的港湾,远离生活中常见的不幸。但要持家、要在社会中产生好影响,要结交朋友,要赢得丈夫的温情,要教育好小孩,要训练好仆人,她就必须具有非同一般的常识、智慧和交际本领,同时还要了解人的本性。要做到这点,她必须具备最为成功的政治家所具备的长处及其优良性格。一个女人,末受过教育,无才无识.而又养成依附他人的刁惯,在生活中不管做何事都将失败无疑。然而,社会却流行着这么一种说法:妇女不需要世界知识,不需要公众生活经验所能提供的丰富多彩的训练、不需要获得大学教育的种仲好处。可—旦失去这一切,幸福化为乌有时,妇女只能独自去忍受耻辱。无知的弱者,其孤独的确可悲可叹,因为这些人在盲目追求生活奖赏中,被碾成粉末。

    当年轻时代的乐趣结束后,当身边的小孩长大成人,结婚离家后,当东奔西忙的生活接近尾声时,当双手无力从事繁重劳务时、当安乐椅、壁炉成为久留之地时,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得自己依靠自己。假如他们无法以书藉为伴,无法对重大时事问题产生兴趣,无心再去观察自己或许过问过去的改革如何得以实现,那么他们将很快老化昏聩。人的心智愈得到发展,得以使用,人的精力及对周围一切的兴趣便愈能持久。假如一个妇女一生参与公共事业,觉得对形成我们教育制度的法规负有责任,对我们的监狱制度负有责任,对私人住宅、公共设施及公共道路的卫生条件负有责任,对商业、财政、外交中的个别问题或所有问题有兴趣,那么,她的最后孤独至少是令人崇敬的,而她自己也不会以搬弄是非、传播丑闻为乐。

    之所以要对每个人打开通往人的全部责任和幸福之门,其主要原因是,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得以发展;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在各种情况下,获得力量去对付有时人人都不可避免的孤独感……

    既然短暂的时光乃至永久岁月所带来的欢乐和痛苦,男女一样平分,那么男人想在投票箱前,在王位上代表妇女,想在国家中代妇女投票,在教堂里代妇女祈祷,在家庭里高居圣坛之卜,扮演神父角色,这岂不是霸道至极吗?

    最能提高人的判断力,最能激发人的良知的莫过于个人的责任。最能增添个性尊严的莫过于承认个人自主权,莫过于承认——普遍承认——人人拥有平等地位的权利。这种地位要靠个人功绩去获得,而不是靠世袭、靠财富、靠家庭名望来巧取豪夺。既然男女肩负一样的生活责任,有着一样的命运,那么男女都要为现时及悠悠岁月做好同样的准备,要保护女子,使其免遭狂风暴雨般的生活打击,这种说法是十足的嘲弄,因为生活的风暴对女子如同对男子一样,从四面八方袭击她们。由于男子受过训练,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去抗争、如何去征服,因此女于遭打击后,结果更惨。个人自主的责任正是人类经验证明的事实。富人与穷人,智者与愚者,好人与坏人,男人与女人,不管是谁都得自己依靠自己,无—例外。

    尽管有关妇女依赖男人的理论各种各样,在妇女一生的紧要关头,男人是无法挑起妇女肩上的重负的。当每个新生儿降临人世时,妇女独自迈向死亡之门。无入可以分但她的恐惧;无人可以减轻她的剧痛。当痛苦超越一个女人所能忍受的极限时,她独自一人跨进死亡的门坎……

    由此可见,每个人总是位于生活的战场,在漫长、疲惫的行军中,独自前行。我们可能拥有许多朋友,拥有别人的同情与仁爱,使每天的旅途顺坦些,但在人生征途上,大喜大悲之时,每个人仍然是孑然一身……

    在整个思想领域,在艺术、科学和文学界,在政府里,妇女已经占有一些与男人平等的位置……本世纪有出自她们之于的诗歌与小说、她们参与过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大改革,她们占有编辑、教授和律师的位置,医院病房里有她们的身影、教堂的布道坛上,学校的讲台上也有她们的声音。今天,开明的公众舆论所欢迎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女性;生活事实与以往虚假理论的斗争所赢来的也正是这一胜利。

    过去妇女围着手纺车和编织针转,政治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而今天的女性已经成长起来,要是仍然将她们局限于过去狭窄的政治圈里,能够协调吗?不能、绝不能!机器不知疲倦的肩膀已扛起男女身上的重负,织布机、手纺车只是昨日旧梦,取而代之的是笔刷、画架、凿子。同时,妇女的理想抱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的外界条件是以说明个人求自由、求发展的理由。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每个人都得依靠自己时,我们觉得,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需要具备勇气,需要明察秋毫,需要调动身心的各器官,并在使用中得以增强和发展。

    不管男性在一般情况下,对女性有多大的保护力,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在生死攸的当头,妇女仍要独自去对付险恶的环境。死神为妇女准备的不可能是一条平坦的大道。男人的爱心与同情心只能给我们的生活锦上添花。连结无限时空的是神圣的自我之孤独,每个灵魂永远生活于孤独之中

    有一种孤独,我们每个人随身带有的孤独,比那冰雪覆盖的山峦更加可望不可及,比那午夜的海洋更加深不可测,这就是自我之孤独。我们称为自我的内心世界、不管是凡人还是天神都看不穿、摸不透,它要比神灵守护的地下宝穴更隐秘,要比神殿的内室更隐秘,要比古希腊以流西斯城里的暗室更隐秘,因为唯有全能全知的上帝才能进入人的内心世界。

    每个人生,慨莫如此。试问:有谁能够,又有谁敢将他人的权利与责任夺为己有?

编者旁白

    女性是什么?女性能是什么?多年来,这个有关女性的终极性命题,一直像一个解不开的谜;不同时空的风尚、历史或价值理念的差异,也不时改写着对女性的诠释。女性,似乎从其诞生之初便是一个色彩变幻的悬念,让世界由于她的存在或优雅美丽,或黯淡丑陋。

    生为女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性别,更是一个角色、一种命运。女人的特性几平是在上帝造人时便已定了的,那就是肩负人类生生不息的种的繁衍,以及相对于男性的自然气质——情感、情绪与灵性,温柔、贤淑与顺从。这种女性气质是如此神秘和直觉,远比男性更接近生命的来源,而女性也往往是在这一独特的感觉中,将自己的生命艺术化,从而构成自身。所谓女性的最高价值和惟一义务便是使她自身气质达到完美,以适合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应该说,此类“女性神话”在这世界已经流行甚久了。波伏娃以一个女人的视角,对女性生命作了深情的透视,向全世界宣告:女性神话是男人的奢侈品,它是从对于男权的依附性来阐释的,既充斥着深刻的性别歧视,又掩饰不住让女性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的狭隘目的;而承认女性同样是一个独立“大写的人”,则并不需要依据男权的设计来改变自己,因为女性原本没有固定的特性。于是,“女性神话”几千年的风花雪月和怜香惜玉便被雨打风吹去。

    波伏娃无疑是世界范围内呼唤女性解放的一轮光华四射的太阳。“女性神话”的破灭所带来的现实冲击力可谓与呼唤女性解放的声音同样令人震撼。然而,对一位女性而言,能否真正意识到自己既是一个自主的人,又是一个女人,让人的价值与性别生命价值完美结合,这就不是仅仅从理论上阐述就足够的。女性从神话走向现实,意味着女性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赢得独立,这又是同女性(尤其是脱胎于中国历史语境的女性)的某种文化惯性相抵牾的。因为生命的独立,首先是指女性既不该期待因自己的性别而享受“特权”,也不该去“适应”任何偏见或歧视,她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自己争取一块让生命与灵魂成长的芳草地。但几千年来,传统习俗对女性偏见不仅左右着整个社会的评判价值,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模糊了女性的自我认知。于是女性独立的要害,根本不在于大张旗鼓的运动与铺天盖地的口号,而仅仅在于:每个具体女性对自我意识的确认;而这意识的确立又是那么举步维艰!  自然,女性在历史上的追求独立自由,从来没有逃脱男权的谴责甚至迫害。强权与束缚在给女性带来肉体痛苦与灵魂耻辱之余,又使女性在争取独立的长夜中备感孤独与寒冷。所有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暗示女性,你想实现自我独立么?除了有赖社会进步,更有赖于女性心底有一种刻骨的性别平等信念,用伍尔芙的话说,便是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作庇护,才能在茫茫人海中独立驾驭生活之舟,驶向人生理想的彼岸。

    作为一种生命现象,女性既不是一种被男权奴役的东西,也绝不是一个刻意与男性对立、为女权“奋斗”的工具。女性的使命应能在与男性的差异中显示人生的无限丰富性。曾几何时,神州大地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旗帜下委实实现了西方女权运动孜孜以求的经济、政治解放,彻底颠覆了“女人是弱者”的传说。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此类“妇女解放”同时又不幸使女性性别随之变态和漫画化,某种反自然的女性解放成了政治神坛的牺牲品。事实上,女性的真正独立,并不是作为男性的对立或反叛力量出现,而是作为个体所能显示的女性的独特性而存在。也许中国女性学者崔卫平的话最能表达这种独立的内涵:我是女性,但不主义。

  (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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