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我的大学观 雅斯贝尔斯 怀特海 德里达
“高贵的精神隐修院” 莫伟民
北大校长论北大 蒋梦麟 蔡元培 胡适
《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序 尚传道
大学的深层温度 张博树
永远的校园 谢冕
我的大学观
大学生的精神升华
雅斯贝尔斯
(1883-1969)，德国哲学家，晚年入籍瑞士。本文节选自作者《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题目为编者所加。
大学也是一种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
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的生命的，而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大学生们总是潜心地寻觅这种理想并时刻准备接受它，但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时，他们便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而无所适从。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他们就必须经历人生追求真理的痛苦磨难去寻求理想的亮光。
我认为，大学的理想始终存在着，只要西方国家的大学里还把自由作为其生命的首要原则，那么实现这种理想则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依赖于理解这一理想并将它广为传授的单个个人。
年轻一代正因为年轻气盛，所以从其天性来说，他们对真理的敏感速度往往比成熟以后更为灵敏。哲学教授的任务就是，向年轻一代指出哪些是对思想史做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不能让学生们把这些哲学家与普通的哲学家混为一谈。哲学教授应鼓励学生对所有可知事物科学的意义的把握，让他们认识到生活在大学的理想之中，并且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创新、去建设和实现这一理想，他不必讳言知识的极限，但是他要教授适当的内容。
精神贵族是从各阶层中产生的，其本质特征是品德高尚、个体精神的永不衰竭和才华横溢，因此精神贵族只能是少数人。大学的观念应指向这少数人，而芸芸众生则在对精神贵族的憧憬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
但是，由于精神贵族只能在民主社会中得到承认，而不是出自自我的要求，因此大学必须为他们提供机会。大学就是要求在成绩和个性方面都十分突出的人才,这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才构成了大学生命的条件。
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的更新要与整个人类观念的改变联系起来把握，其结果仿佛会导致国家观念的觉醒。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懂得怎样运用权力，惟其如此，国家的意义才能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日常思维方式中。如同所有精神生活一样，国家不断校正自我的形象，在精神的斗争中显示出自由，精神通过共同的任务存在于与它相连的对立面中。这样的国家充满了尊重知识的气氛，因此，在大学的精神创造中不仅要寻求最透明的意识，而且还要寻找国民教育的根源。
大学生是未来的学者和研究者。即使他将来选择实用性的职业，从事实际的工作，但在他的一生中，将永远保持科学的思维方式。
原则上，学生有学习的自由，他再也不是一个高中生，而是成熟的、高等学府中的一分子。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的人格，就要让青年人勇于冒险，当然，也允许他们有懒惰、散漫，并因此而脱离学术职业的自由。
如果人们要为助教和学生订下一系列学校的规则，那就是精神生活、创造和研究的终结之日。在这种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人，必然在思维方式上模棱两可，缺乏批判力，不会在每一种境况中寻找真理。
假如我们希望大学之门为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敞开，就应该让全国公民，而不是某些阶层中的能干人拥有这项权利。这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些需要特别技巧应付的考试而淘汰了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人。
通过一连串考试，一步步地抵达目的地，这种方式对不能独立思考的芸芸众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而对有创造精神的人来说，考试则意味着自由学习的结束。大学应始终贯串这一思想观念：即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为的是自己将来去检验和决定。谁要想找一位领导者，就不该进人大学的世界，真正的大学生能主动地替自己订下学习目标，善于开动脑筋，并且知道工作意味着什么。大学生在交往中成长，但仍保持其个性，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敢拿自己来冒险的个人。这种冒险既是现实的又必须带有想像力。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被召唤成为最伟大的人。
最后一关是考试，而考试只是在证实已经发生的事情：学生运用他的自由对自我做出选择。如果经过严格条件挑选出来的大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仍要走一条由学校规定、控制的安稳之路，然后达其终点，这就不成其为大学生了。高等学府的本质在于，对学生的选择是以每个人对自己负责的行为为前提，他所负的责任也包括了到头来一无所成、一无所能之冒险。在学校里让学生在精神上做这样的选择是最严肃的事情。
精神贵族与社会贵族迥然相异，每一个有天赋的人都应该寻求读书的机会。
精神贵族有自己的自由，不论是在达官贵人或工人群中，在富商人家或在贫民窟里，均可发现他们，但不论何处，精神贵族都是珍品。而进人大学学习的年轻人便是全国民众中的精神贵族。
精神贵族与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订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
想像力：大学存在的理由
怀特海
(1861—1947)，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本文选自《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题目为编者所加。
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能从它向学生传授纯粹知识方面，也不能从它为院系成员提供纯粹研究机会方面去寻找。
因为，这两种职能也可以在花费巨额开支的学校之外的地方，以较低的费用得以实行。书本的费用不高，学徒制也为人熟知。就传授纯粹的知识而言，由于15世纪印刷术的普及，大学已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然而，建立大学的主要推动力却正是自那以后产生的，而近来这种推动力还更为增强了。
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像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至少，这就是大学对社会应履行的职责。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充满活力的气氛产生于富有想像的思考和知识的改造。在此，一件事实将不再是纯粹的事实，因为它被赋予了全部的可能性。记忆不再是一种负担，因为它如同我们梦境中的诗人和我们的目标设计师一样富有生机。
想像与事实不能分离。想像是探明事实的一种方式，它的作用在于，引出适应于事实的一般原则(正如事实的存在一样)，并对符合这些原则的各种可能性进行理智考察。它能使人建构一种新世界的理智的远见，并以提出令人满意的目标来永葆生活的热情。
青年人是富于想像的，如果通过训练使想像力得到增强，这种想像的活力大都能保持终生。世界的悲剧在于，那些富于想像力的人经验不足，而那些富有经验的人又贫于想像。蠢人们凭想像行事而缺乏知识，学究们又凭知识行事而缺乏想像。大学的任务就是要将想像力和经验融为一体。
在想像充满青春活力的时期，对想像力的最初训练无须考虑当前行为的后果。不偏不倚的思维习惯，是不可能在细致而微、因循守旧的日常工作中获得的，而正是靠这种习惯，我们得以从一般原则的派生物中看到各种范例性观念的变化。不管是对，还是错，你尽可能自由思考，自由地去欣赏大自然的千姿百态，而不必害怕冒险。
大学造就我们文明的知识先驱：牧师、律师、政治家、医生、科学家和文人学者。大学一直是引导人们面对他们时代的混乱的思想之家。清教徒的先辈离开英格兰，按其宗教信念建立了一个社会：他们较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在以其母国观念命名的坎布里奇建立了哈佛大学，很多清教徒都在这所大学得到了培养。今天的商业活动正如以往其他职业的活动所有过的那样，需要同样的富有理智的想像力。大学就是这种曾为欧洲民族的进步提供这种智慧的机构。
在中世纪早期，大学的起源是不清楚的，几乎不引人注目。它们是逐渐而自然地发展起来的。但大学的存在是欧洲人在许多活动领域的生活持续、飞速发展的原因。由于大学的作用，行动的探险与思想的探险得以统一。我们不可能预测这种机构必然会取得成功。即使现在，有时，对它们是如何在令人困惑的人类一切事务中成功地发挥作用的，仍感到难以理解。当然，大学的工作也有许多失败，但是，如果以一种深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大学的成就是明显的，而且几乎是一贯的。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和美国的文化史都证明了大学的这种影响。“文化史”一词，我主要不是用来指学者们的生活，我是以此来显示那些给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了各种类型的人类成就的那些人的生命活力，这种成就加上他们对生活的激情，构成了我们爱国主义的基础。我们是乐意成为这种社会的一个成员的。
人类更深入一步的各种努力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一困境，在现时代，恶化的可能性已大为增加。在一个大机构中，作为新手的年轻人，必须服从命令，照章行事……这样的工作就是一种强化训练，它传授知识，造就忍耐的性格，并且，这是处于新手阶段的年轻人仅有的工作……
其结果是职业后期所需的重要素质很容易在早期被践踏。这仅是更多的一般事实的一个事例，即所需的良好技术只能通过那些易于摧残心智活力的训练去获得，而这种心智活动本应是要指导技术性技能的。这是教育中重要的事实，也是大多数团难的症结所在。
大学为诸如现代商业或传统一类的智力化职业做准备的方式在于增进对作为职业基础的各种一般原则的富于想像的思考。这样，学生才能带着他们在将具体事务与一般原则相联系的过程中已经践行过的想像，进入其技术学徒制阶段。具体事务也就获得了意义，并例证了被赋予的那种意义的原则。因此，一个人要受到适当的训练，应期望通过具体的事例和必需的习惯去获得想像的训练，而不是单凭经验去做苦工。
为此，一所大学的特有功能就是运用想像力去获得知识。若不是为了这种重要的想像力，也就没有理由说为什么商业人员和其他职业的人不应该随心所欲地一点一滴地收集事实。大学是富有想像力的，否则就不是大学(至少毫无用处)。
想像力是一种“传染病”。它不可能用尺量，用秤称，然后，再由大学教师分发给学生。它只有通过其成员自身也具有丰富想像力的大学进行交流传递。讲到这一点，我无非在重复一个最古老的观点。两千多年前，古人就用一枝代代相传的火炬来象征学问。这个燃烧的火炬就是我所讲的想像力。组织大学的全部艺术在于提供教育的是由其学问闪耀着想像力的大学教师，这是大学教育的问题之一；除非我们小心谨慎，否则，我们如此引以为豪的大学近来在学生数量和活动的多样化方面的巨大发展，都将由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错误处置而未能产生正确的结果。
想像力和学问的结合需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气氛，需要多种多样的经验，需要同那些在观点上和智力训练上不相同的心智相互激发。还需要在促进知识的发展时，为周围社会的成就而自豪的兴奋和自信。想像力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然后永远保存在冰柜里让其以固定的数量定期增长。学习和富有想像的生活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一件商品。
你要教师有想像力吗?那么让他们对正处在一生中最有朝气、最富有想像力时期的青年人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此时理智正进入这些青年人成熟的训练中。让研究人员在可塑、开放、富有活力的心智面前展示自己，让青年学生在与充满智力探险的心智的接触中，圆满地通过他们的理智获取阶段。教育是对生活的探险的训练，研究就是智力的探险，而大学应该成为年轻人和年长者共同进行探险的故乡。成功的教育在其所传授的知识中必须具有一定的新颖性。要么知识本身是新的，要么具有某些适用于新时代新世界的新颖性。知识并不比活鱼更好保存。你可以讲古老的真理、传授古老的知识，但你必须设法使知识(如它本来的那样)，像刚从海里抓上来的鲜鱼，带着它即时的新鲜，呈现给学生。
学者的职责是唤醒智慧和美的生活，这种生活若不是学者们的苦心孤诣，在过去就丧失了。一个进步的社会有赖于三个群体：学者、发现者和发明者。社会的进步也基于以下的事实：受过教育的人是由每一个都略有学问、略有发现和略有发明的人构成。我这里所用的“发现”一词，是指有关高度概括之真理这一类知识的增长；“发明”一词指有关一般真理按即时需要以特定方式加以运用而形成的这一类知识的增长。很明显，这三个群体是融为一体的，那些从事实际事务的人，就他们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而言也可以称为发明者。不过，任何人都有其自身职能和自身特定需要的局限性。对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各种进步因素要紧密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可以使学习影响市场，而市场又可调整学习。大学是将各种进步因素融合起来以形成有效发展之工具的主要机构，当然，它并不是惟一的机构。不过，今天进步快的国家都是那些大学兴旺发达的国家，这是事实。
无条件的大学
德里达
(1930-)，法国哲学家。本文德里达于2001年到访中国，先后在北京三联书店、上海复旦大学作了关于这个论题的讲演。原载《读书》，2001(11)。
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Profession的未来与无条件的大学”。我要先谈几个概念以开始今天的讨论。自然，我不多说大学的历史和现状、大学的问题；我要说，今天在世界上，在世界的转型中，大学的使命问题显得特别严重，并且所有在大学里工作的教师、学生和研究者们对此都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我在此强调的“Profession”这个词，一方面属于“职业”和“志业”、“知识”的范畴；不过在法文、拉丁文中，“Ia profession”不仅仅是“职业”和“志业”的意思，它还表示“信仰义务”、“义务”和“责任”、“诺言”、“誓言”。我今天的问题是要探询大学的责任，就是说对知识传授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是在大学“任务”中的某种意义上的行为的“责任”。
在今天世界各地，无论是欧洲，还是东方，比如在中国，大学的建设和重建都是以欧洲模式，特别是以18、19世纪在德国构建的模式进行的，这个模式要求大学的独立性。相对于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的自主性，大学的独立、自由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在这个问题和对真理的探讨中，大学不光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人——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面临的问题。我还要提出下面一个问题：据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自然，存在很多关于什么是真理，比如何谓哲学真理、历史的真理、真理的价值等问题，有许多解释真理、揭示真理的类型。但是，所有这些关于真理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大学里优先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校之外，人类所关心的问题。我所提出的问题，是要知道在欧洲类型的大学里，当然在中国的大学里也一样，对哲学、政治、历史、社会的研究的先决条件就是人的问题的研究。人类的观念有自己的历史，关乎人的观念和人的本质。我并不想说，这个人的观念从理论上讲是成功的，但关于这个主题的问题的提出，在大学里和大学机构中应该是自由的，没有先决条件。我要提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可能在什么程度上自由地、独立于一切意识形态、宗教、经济等的权力而被提出？这就使我要把大学和研究机构区分开来，我说的是德国的大学。大学不仅仅是研究场所，不仅仅是谈论工业、商业和由国家确定的场所。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
我想在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简单地归纳三点。我首先要强调一个明显的事实：直至最近几十年，尽管世界上的大学凭借各种各样的方法（翻译、出版、杂志等）互相交流，我们还是不能把大学之间那些传统的交流模式和今天由于电子技术、互联网、各种交流控制手段而带来的交流模式相提并论。今天，大学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系于某一个地方。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容易（比如北京、莫斯科和纽约之间）不经过任何中介直接交流。问题是在世界这种新的情况下大学内部的民主，大学之间的民主政治如何？就是说：在网络时代中的民主是什么？
因此，大学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大学的新的责任，新的权力。我要概括三点：
我已提到所谓的“潜在”的学校，也就是现在风行的用网络与学生交流的学校的可能性。“人”的观念，网络的人直至所谓的大学里的人，今天应该重新受到彻底的省察。这就是世界各个大学之间拥有一部哲学史的地方。我们应该重新提出何为人的问题。还有“什么是人权”以及“人权历史”的问题，人权是如何变化的？是如何构建的？我认为回答这些问题是所有大学工作者的责任。这就是人的问题，是与真理问题相连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自然，有一些词限定了存在着大学的“职业信仰”和“责任”。语言，应该成为绝对的独立性，成为自由地提出所有面临问题的权利，而不受到任何权力的控制和检查，无论是宗教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这意味着，大学要以看来是独立的方式决定被提出的东西。我要在此区分“自主”的观念和“条件性”的观念。“自主”的观念拥有一部历史，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历史，它今天在构建中正受到质疑，它拒绝权力——上帝、总统、议会等的权力，但它今天遇到了危机。我想，大学有义务像建立权力那样建立独立性。关于我说的大学的无条件的独立，我的问题的困难在于：如何区分“自主”，联合国的自主和这种无条件的自由。在我看来，这种自由是个人的，是通过大学工作者最彻底、最自由地提出问题而确立的。
自然，我相信翻译，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表示“自主”和“无条件自由”之间的区别。我们在经历奇遇，这正是大学的责任。我讲到了“奇遇”。我认为，我们同时能够在视听的过程中为翻译尽可能地清晰进行争论，这是双重的矛盾命令，我想我们应该忠实。
我想谈第三点。不应该使这个对大学的自由的无条件的命令屈从于内在，大学没有内在。大学应该从“自主”、从“绝对独立”出发，与社会和政治世界这些所谓外在联系、工作，从而去制造“事件”。我常常引用“Profession”，因为，这个词不仅仅是“职业”、“志业”的意思，而且还有“职业信仰”的意思，也就是“行为的介入”。是一种“诺言”，一种要趋向外在的“责任”。如果区分奥斯丁的“陈述句”(天空是蓝的)和“行为句”(我允许……我和某人结婚等)，那“Profession"就是“行为句”。一个教师教授理论知识，发挥陈述知识，这是他基本的任务。但是，他要完成的义务，他的权力，并不是理论的，而是行为的，是对义务、责任的“承诺”。那么，这种责任就在于制造“事件”，而他是用语言制造的。当我谈到“人权”时，谈到“反人类罪”，这是话语制造从前没有过的机制，制造“介入”。“反人类罪”的概念就是一个“行为句”。在一个特定时刻，一个人类团体决定用语言指示这样或那样的罪行为“反人类罪”，这些“罪行”应该受到惩罚。我认为，在大学里，“Profession"这个词就包含着这种“行为性”。我很概括地简述一下它的困难。
旨在保持提问的自由，同时向外从事社会和政治的工作，这是大学的任务。后者是通过出版、杂志(很多教授就是作家)、书店等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通过我刚刚所说的“行为句”实现的。近几十年来，“行为”语言理论的研究有长足发展。这是要很快地使“语言行为”制造“事件”。比如，在婚礼上，我说“是的，我同意……”，行为句制造“事件”，但是为了使“事件”被制造出来，事件的制造者(比如会议主席)必须对此胜任，如果随便什么人都来当主席，那就会坏事。所以，就必须有一种法定的职业权力。行为语言意味着“我能够……”“我擅长做……”“I can……”“I may……”等。但是，“事件”被制造出来的条件是“行为”要得到允许。这就是说，被“行为句”制造的“事件”，它是真实的，同时又由于得到某种合约和机构的保证而被中性化了。我想如果这几十年来行为理论在哲学、社会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受到广泛关注，那是因为人们有一个幻想：即得到一个语言在其中拥有权力的平台。我想，制造“事件”的权利是与这种权力相关的，我要把事情相对化，要指出从这个词而来的“事件”是在这行为的权力被超过限度来到我身上的。“事件”的本身缺少行为，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这就是大学在向“行为性”敞开的地方，大学向发生、在发生、正在发生的事情开放。这在外的事件引起了国外的学生、移民等他人的到来。当他人像“事件”一样到来时，就把“行为”导引上路。应该想到，在大学内部，“事件”的可能，就可以说是某种权力，行为的权力，大学“职业信仰”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还有司法权力，都是通过强力、合约和机构建立的权力。今天，我们不能忽视在大学里认识实行行为性的必要性，应该认识到正是在大学内部保持独立性和社会、经济、政治、科学的外部的这条分界线上，我们应该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正是在这条艰难、冒险的界线上诸种事情发生了。我在结束我的开场白，然后进行讨论之前，要指出，启蒙是欧洲的传统。当然，我所能发现的是：中国当代的大学制度广泛地引进了来自具有启蒙传统的欧洲模式的大学制度。这就存在中国的启蒙遗产，就像日本遗产一样，这种遗产可能在别的大学里还在进行。面对这种遗产，对知识分子——无论是中国的、欧洲的还是美国的——来说，都应担当两种责任：一个是尊重和解救遗产，另一个是对之进行质疑。反之，在当今不同的大学中，我认为，欧洲大学工作者有可能以自己的方式从中国历史那里继承一些东西，并且把它和希腊文化结合起来，这就是文化遗产。有中国人，欧洲人。
今天，不仅国际范围内大学里，而且在各种国际机构中，围绕着“人权”展开了极其广泛的争论。我们知道，历史不同，观念就不同，争论是必要的，应该承认在中国和欧洲“人权”观念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相对主义。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有两种态度：有人认为“人权”是欧洲的，但是普遍的，而中国人反对这种观点。另一些人则认为，不，“人权”观念是相对的，有各种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为了制造一个清晰的、形式的、为所有人接受的概念，而且为了知道在他人那里这个词的变化。我要说，这个争论在将来肯定会有变化。这种变化将取决于大学式的研究，取决于各种国际的冲突，取决于各种类型的紧张和冲突。只不过，应用独立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
“高贵的精神隐修院”
——解读“巴黎高师”
莫伟民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试刊第二号，2001年10月。
“高贵的精神隐修院”，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对位于巴黎拉丁区中心于尔默街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精辟概括。大师云集，精英荟萃。当笔者有幸在这座心仪已久的举世闻名的巍巍学府从事哲学访问学者工作时，崇敬之情无以言表。由于培养高水平教师和从事科学研究并重，巴黎高师建校两百多年来(成立于1794年)，真可谓桃李芬芳。其中不仅有像免疫学之父——路易·巴斯德这样里程碑式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有来自物理、化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的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7位数学最高奖——费尔斯奖的获得者。不仅有“法国地理学派之父”保罗·维达尔，“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夫尔，语言学家杜梅泽尔，而且：还有社会学大师杜尔凯姆、布尔迪厄、莱维·布留尔、马塞尔·莫斯，法国总统蓬皮杜等社会政要。
雷蒙·阿隆、柏格森、卡瓦耶斯、伊波利特、康吉莱姆、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西蒙娜·韦伊、让凯莱维奇、福柯、德里达、米歇尔·塞尔等，个个都饱享了灵光熠熠的法兰西文化的恩惠，以其震古烁今的哲学伟绩持久地报答着母校的培育之恩。稍加留意，便可发现，他们大都是现当代法国乃至世界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其中不乏哲学界的执牛耳者和翘楚。这些名声显赫的巴黎高师哲学系系友大都属于或介于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一是有关知识、合理性和概念的“概念哲学”，一是有关经验、含义和主体性的“意识哲学”。卡瓦耶斯、康吉莱姆、阿尔都塞、福柯属于前者，柏格森、萨特、梅洛，庞蒂属于后者，而德里达、米歇尔·塞尔则试图在这两者进行调和，但张力依然存在。整个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不就是在这两者的冲突之中发展的吗?张力双方此消彼长的历史图景不就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史的一个缩影吗?
巴黎高师哲学系之所以“群星灿烂”，固然有优秀生源(在校生约100人，经几轮严格筛选，录取率近为1／20)和铁的作息纪律(规定每天近14小时的学习时间)作保障，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师生无不受“自由求索创新”这一倡导个性张扬的“高师”精神的泽溉。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曾坦陈，他们以近乎宗教崇拜的心情倾听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和巴尔特等大师的课程。大师的言传身教引导着年轻学子去解悟无尽的堂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母校执教达32年(1948-1980)，曾任哲学系主任。拉康从1964年起就在高师开设精神分析研讨班。福柯、德里达也曾在母校执教。福柯推翻了近代以来西方两百多年人类学主体主义及其大写的主体和大写的历史；德里达则解构了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他们的影响早已溢出了哲学圈，渗入史学、法学、文学、医学、心理学等领域。
巴黎高师并非与世隔绝。罗曼·罗兰称其为“隐修院”，主要是为了强调“高师人”可在那里随心所欲地自由思考。但在他们眼里，自由思考就是为了采取现实行动，甚至认为理论就是实践。每逢关键时刻，“高师人”都能挺身而出，把自己自由的思想付诸行动。当我站在那道镌刻有密密麻麻的殉道者、自由斗士名字的高墙前，才真正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崇高，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崇敬。如在纳粹占领时期，物理学家、抵抗战土乔治·布吕阿死于集中营，哲学家、“北方解放运动联络网”创始人卡瓦耶斯惨遭纳粹枪杀等。萨特曾亲历战争的体验，亲手创建《现代》、《解放报》，支持1968年“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在1972年11月27日走上街头参加支持入境移民的示威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其“介入现实”态度的实际体现。而福柯更是身体力行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强调到一个新的高度：1971年创立“监狱报道小组”；1972年与萨特一起为人境移民的权益奔走呼号；1975年转赴西班牙为遭受不公正判决的死囚进行请愿活动；1978年关注伊朗革命；1979年声援越南船民；1981年心系波兰团结工会的命运等。作为社会底层的发掘者，福柯在癫狂、犯人、精神病人、性倒错者等边缘问题上，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无疑，只有把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有机结合起来，方显示出“高师人”的大师风采和无尽的人格魅力!
北大校长论北大
北大之精神
蒋梦麟
(1886-1964)，中国现代教育家，1923—1925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1945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
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之事。这几年来，我们全校一致的奋斗，已不止一次了。当在奋斗的时候，危险万状，本校命运有朝不保夕之势；到底每一次的奋斗，本校终得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是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凡历史上雍容有度的名相，无论经过何种的大难，未有不能巍然独存的。千百年后，反对者、讥议者的遗骨已经变成灰土，而名相的声誉犹照耀千古，“时愈久而名愈彰”。
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如死了的一般。
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
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好驶飞艇才好!
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惊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出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个思想上的胆小鬼，被本校渐渐地压服了。本校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
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1923年12月17日
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蔡元培
(1868—1940)，中国现代教育家，1917—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人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有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蔡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1919年6月15日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适
(1891—1962)，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1945—194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
第一个方子是：“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青年人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没有问题可以研究的人，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研究。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英国哲人弥儿(J．S．Mill)的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但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贡献。乾隆年间杭州魏之绣在一个当铺里做了二十年的伙计，“昼营所职，至夜篝灯读书”，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与画家(有柳州遗稿，岭云集)。 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毕业生说的话，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生，你错了。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好训练的大学一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位置的。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现在国内有许多机关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明白社会上已渐渐有了严格的用人标准了；在一个北大老教员主持的学术机关里，若没有一点可靠的成绩，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帮谁寻着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这些事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教员，打倒严格的教员，旷课，闹考，带夹带，种种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原来只是一张废纸。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支饭碗，分得几个钟点，终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终究要被后起的优秀人才挤掉的。打不破“铁饭碗”不是父兄的势力，不是阔校长的荐书，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毕了业就失业”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二十多岁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没有不能长进的。这个社会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以得着十分百分的虚声。社会上的奖掖只有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决没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会的承认的。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训练自己可以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机会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绩来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责己是生路，因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序
尚传道
本文选自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梅贻琦老师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伟大人物之一。从1898年戊戌政变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半个世纪，在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文化、思想发展过程中做出卓越贡献、而为知识界和人民群众敬仰不忘的伟大人物，只有蔡元培、张伯苓、马相伯、胡适、黄炎培等可以和梅老师的名字相提并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
综观梅老师的一生，他的突出特点是：
第一，终身献给高等教育事业。
梅师自1914年由美国留学回国后，即到清华担任教授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出任校长。抗日战争期间，梅师作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常委之一，长期独立在昆明主持西南联大的日常工作。抗战胜利复员时期，梅师又将清华发展到比“七七”以前更大的规模。1949年离开大陆，后去台湾，直到1962年逝世，他妥善地保管了清华的庚款基金和用此基金息款购置的图书资料。去台后，他先筹建了原子科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今天的与北京清华并驾齐驱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梅师于1962年病逝。
半个世纪，他把全部精力奉献给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奉献给我们清华。现在清华大学已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这与梅贻琦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献给一个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人，古今中外是少有的，而梅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粹然儒者”的典型。因而，我们大家从心底深处“翕然称之，胥无异词”。
在政治上，梅老师生活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两次分离的时代他于1949年后虽然离开大陆并后又去了台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恩来总理在京津各大学负责人的集会上公开表示：“梅贻琦先生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第二，梅老师一生办大学，成绩卓越。他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带规律性的精华，上升为理论和方略。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大师论” 他在1931年出任校长的当天，就提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根据这个论点，他长校期间，千方百计地罗致当代各门学科的著名专家和权威学者为教授，始终荟聚着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为推动清华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教授治校” 从“大师论”出发，他坚持“教授治校”的办学方针，他把校长摆在“公仆”的位置上，以身作则地贯彻为教授服务，为学生服务，为国家的教育长远利益服务。
(三)“通才教育”、“全人格”教育 他主张大学阶段要重视各种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面要广，以奠定进行专、深研究的基础。主张对学生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的教育和熏陶，以造就为国家服务实际有用的人才。
(四)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也就是主张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有允许百家争鸣，才能得到百花齐放。
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梅老师的教育主张是否合于真理，我们从他实践的结果，得到肯定的答复。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从1931年梅师长校到1950年的20年中，清华出的人才特别多，它产生了一大批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具有世界权威的大师、学者、专家，真正是繁星灿烂，光照宇宙。即以我毕业的1933年级(大学第五级)为例，就产生了钱钟书、曹禺这样的文学、戏剧大师；张明觉，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试管婴儿之父”；孙增爵，得美国专利近60项，是驰名世界的石油化工专家；卓牟来，在美国经营航运，于纽约市中心自盖摩天大楼的大企业家；乔冠华，国务活动家，国际知名的外交家，政论家；柯召，数学权威，四川大学校长；谷霁光，史学权威，江西大学校长；程裕淇，地质专家，地质矿产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吴组缃，国际知名的文学家，冯玉祥将军的老师，北京大学教授；王竹溪，物理学权威，北京大学副校长；赵力章、傅承义、顾功叙，我国地球物理学的奠基人；李国干，著名经济学家，画家，台湾大学教授；张天开，从事国际劳工运动的著名专家；王铁崖，北京大学教授，国际驰名的国际法学权威；沈同，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张昌龄，水利专家，三门峡水利工程的主要设计人等。
在纪念清华八旬大庆时，冯友兰老师发表论文，说：“清华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迈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是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1929至1931年间罗家伦校长和冯老师等是这个过程的创始人。从1931年至1950年的20年间，梅贻琦校长完成了这个过程。我国当代文、理、法、工、农各门类独立的科学、技术的创建人、奠基者都产生或荟聚于这个时期的清华园，列举他们的芳名如次：
钱三强——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为我国核科学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钱学森——“中国的氢弹之父”；
钱伟长——力学物理的创建者；
华罗庚、陈省身——数学大师；
王大珩——光学大师；
贝聿铭——建筑设计大师。
清华各院系的奠基人有：
施嘉炀，顾毓琇、刘仙洲、陶葆楷等、是工学院的创建人；
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吴宓、赵元任、王力是国学、文学、语言学的奠基者；
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贺麟是哲学系的创立人；
蒋廷黼、刘崇鋐、吴晗、是历史系的奠基人或高才生；
陈达、吴景超、潘光旦是社会学系的建立者；
浦薛凤、王化成、钱端升、萧公权、张铣是政治学系的奠基者；
陈总、萧遽、余肇也是经济学系的创建人；
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任之恭是物理学系的创建者；
张子高、高崇熙、萨本铁是化学系的奠基者；
熊庆来、杨武之、赵访熊、庄圻泰、许宝骤是数学系的创立者；
赵九章、傅承义、顾功叙是地球物理、地震学的奠基人；
陈桢是生物学的建立人；孙国华、周先庚是心理学的建立人；
翁文灏、谢家荣、袁复礼是地质学、黄厦千是气象学的创始人。
以上列举的并不完全，但由此可见建立我国独立的现代学术的概貌。所有这些学术的规划和负责人物都是在梅校长领导下工作的，是梅校长的不朽功勋。
还有一点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西方人主持的诺贝尔奖金，在远东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和李远哲教授，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都是梅校长的学生。
大学的深层温度
张博树
当代中国学者。本文原载2002年4月4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金耀基先生的《大学之理念》基本上是旧作，其中大部分文章写于20年前，但今天读起来并不觉得过时。原因很简单：大学“理念”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如此之稀缺，且这种“理念”的稀缺并非大学数量的增长所能弥补。
学术自由、通识教育、世界主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学理念”——这些，金先生在他的书中已经谈了许多。我想，根据当代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现实，从公民社会发展的角度理解大学、大学制度与大学“理念”，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什么叫“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从社会整合维度对制度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概括，它与制度现代化的另外两个结构组成部分——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恰成鼎足之势。公民不同于臣民，公民是自由的。自由的公民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个“公共领域”，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就他们关心的各种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政这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最直白的解释。当然，自由并非抽象的存在，历史永远是具体的。使公民作为公民集合在一起的前提是他们已经被承认具有独立的个人存在的资格，而这是一系列政治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公民还要有必要的经济自立能力。上述两点相应，高质量的公民自由又会促进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出版、传媒系统与教育、科研系统则是支持公民社会的最主要的结构系统。
那么，何以大学乃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须进一步研讨公民社会的功能，尤其须探讨相对于政治建构、经济建构而言公民社会的独特作用。
公民社会对政治、经济建构的正面推动作用当然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功能，然而，我想强调的是公民社会的另外一个功能，它同样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视。这个功能就是公民社会对政治建构、经济建构中负面因子的抗衡作用。
政治永远与权力相关，而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用法国政治家路易斯·博洛尔的话讲：“政治并不是等到马基雅维里的到来才变得卑鄙、龌龊、残暴与血腥。当政者们并不需要这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官场秘书兼智囊人物去教导他们怎样为恶……统治的欲望与权力的使用自然而然地教会了当政者们欺骗与残忍。人类学会驾驭权力的前提，乃是首先战胜对权力的贪婪。”
如果说，政治领域中对利益的追逐还要采取相对迂回的形式(统治者毕竟没有忘记他们理论上仍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么在经济领域中，人们对金钱的赤裸裸的崇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之举。人类能否战胜贪婪?仅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自身能量恐怕不够。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看，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运作都是“以成功为指向”的“战略行为”，属于“目的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范畴，说得通俗些就是“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评价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这里所遵循的只是强者的逻辑。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固然是对“强者逻辑”的制约，但不能指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的现代化如果只有这两个维度，其结果显然将是一个跛脚的、残缺不全的现代化，甚至是一个不断产生罪恶的现代化。
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一个平衡机制，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制度设施。这就是公民社会。它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如果说，政治行为中对权力的追逐、经济行为中对金钱的追逐很有可能像两匹烈马，把制度现代化的战车引入歧途；那么公民社会就应该像一条强有力的缰绳，以社会良知的名义，矫正制度现代化战车的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适合健全人性发展的目标。
这就是公民社会独有的功能。说大学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就是说大学在发挥公民社会的上述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媒体固然也很重要，但活跃在媒体的无数为“公共领域”服务的斗士，他们本身也是大学的“成品”。另外从结构角度看，媒体还有一个先天的弱点，那就是大部分传媒机构本身也是经济组织，或亚经济组织，它们也要营利；而一旦维护正义与追求营利两者发生冲突时，事情就会变得不妙起来。大学则不然。大学乃“天下之公器”，本质上自当是公益机构。维持大学运转的经费来自社会，这是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大学不是为赚钱而存在的，这是大学区别于所有经济组织的根本标志，它没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可图。这种“清白”的身份使大学面对社会时身正声朗，凛然而无所畏惧。
从近现代教育史的实践历程看，大学乃是通过坚持下列理念而履行其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职责的，即教育、学术独立，知识的崇高地位，教育的世界性以及人格本位的 教育原则。在金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这些“理念”之发生与历史演进的精当阐释。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经光绪皇帝奏准，由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的现代大学，建于1895年。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则是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1904年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清华大学最初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11年设立的；而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其前身则是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不要看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比欧洲晚了数百年，在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把握上，对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追求上，中国第一代现代大学事业的开拓者却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勇气与胆略。
21世纪的中国大学应是中国现代早期伟大的高等教育传统的继承者。令人可喜的是，虽然中间有过一段历史曲折，但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确实正在重构、整合、崛起之中，它必然会伴随着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前行而日益成熟起来。中国大学之“理念”不再稀缺、中国大学成为社会良知维护者与代言人的那一天，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成功就不远矣。
永远的校园
谢冕
(1932- )中国当代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本文选自《精神的魅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这圣地绵延着不熄的火种
——题记
一颗蒲公英小小的种子，被草地上那个小女孩轻轻一吹，神奇地落在这里便不再动了——这也许竟是夙缘。已经变得十分遥远的那个8月末的午夜，车子在黑幽幽的校园里林丛中旋转终于停住的时候，我认定那是一生中最神圣的一个夜晚：命运安排我选择了燕园一片土。 燕园的美丽是大家都这么说的，湖光塔影和青春的憧憬联系在一起，益发充满了诗意的情趣。每个北大学生都会有和这个校园相联系的梦和记忆。尽管它因人而异，而且也并非一味的幸福欢愉，会有辛酸烦苦，也会有无可补偿的遗憾和愧疚。
我的校园是永远的。因偶然的机缘而落脚于此，终于造成决定一生命运的契机。青年时代未免有点虚幻和夸张的抱负，由于那个开始显得美丽，后来愈来愈显得严峻的时代，而变得实际起来。热情受到冷却，幻想落于地面，一个激情而有些飘浮的青年人，终于在这里开始了实在的人生。
匆匆五年寒暑的学生生活，如今确实变得遥远了，但师长那些各具风采但又同样严格的治学精神影响下的学业精进，那些由包括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同学组成的存在着差异又充满了友爱精神的班级集体，以及战烟消失后渴望和平建设的要求促使下向科学进军的总体时代氛围，给当日的校园镀上一层光环。友谊的真醇、知识的切磋、严肃的思考、轻松的郊游，甚至失魂落魄的考试，均因它的不曾虚度而始终留下充实的记忆。
燕园其实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其实北大人说到校园，潜意识中并不单指眼下的西郊燕园，他们大都无意间扩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园的观念：从未名湖到红楼，从蔡元培先生铜像到民主广场。或者说，北大人的校园观念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校园既具体又抽象，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象征性的校园的精魂。
我同样拥有精神上的一座校园。我的校园回忆包蕴了一段不平常的记忆。时代曾给予我们那一代青年以特殊的际遇，及今思来，可说是痛苦多于欢愉。我们曾有个充满期待也充满困惑的春天。一个预示着解放的早春降临了，万物因严冬的解冻而萌动。北大校园内传染着悄悄的激动，年轻的预感于富有历史性转折时期的可能到来而不安和兴奋。白天连着夜晚，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关于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的辩论，在课堂、在宿舍、在湖滨，也在大、小膳厅和广场上激烈地进行。
这里有向着习惯思维和因袭势力的勇敢抗争。那些富有历史预见和进取的思想，在那个迷蒙的时刻发出了动人的微光。作为时代的骄傲，它体现北大师生最敏感、也最有锐气的品质。与此同时，观念的束缚、疑惧的心态、处于矛盾的两难境地的彷徨，更有年轻的心因沉重的负荷而暗中流血。随后而来的狂热的夏季，多雨而湿闷。轰然而至的雷电袭击着这座校园，花木为风雨所摧折。激烈的呼喊静寂以后，蒙难的血泪默默唤醒沉睡的灵魂。他们在静默中迎接肃杀的秋季和苍白而漫长的冬日。
那颗偶然落下的种子不会长成树木，但因特殊的条件被催化而成熟。都过去了湖畔走不到头的花阴曲径；都过去了，宿舍水房灯下午夜不眠的沉思，还有轻率的许诺，天真的轻信。告别青春，告别单纯，从此心甘情愿地跋涉于泥泞的长途而不怨尤也许即在此时，忧患与我们同在，我们背上了沉重的人生十字架，曼妙的幻想，节目的狂欢，天真的虔诚，随着无可弥补的缺憾而远逝。我们有自己的青春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校园与我们青春的希望与失望相连，它永远。
燕园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单纯。就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把青春时代的痛苦和欢乐日追求和幻灭，投入并消融于燕园，它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未名湖秀丽的波光与长鸣的钟声、民主广场上悲壮的呐喊，混成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校园记忆。一种眼前的柔美与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种朝朝夕夕的弦诵之声与岁岁年年的奋斗呐喊的合成，一和勤奋的充实自身与热情的参与意识的合成，这校园的魅力多半产生于上述那些复合丰富的精神气质的合成。
燕园有一种特殊的气氛：总是少有闲暇的急匆匆的脚步，总是思考着皱着眉宇，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严肃和沉郁。当然也不尽然，广告牌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招贴，间或也露出某些诙谐和轻松，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令人震惊的举动，更体现出北大自由灵魂的机智和聪慧。北大又是洒脱的和充满了活力的。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这里是我的永远的校园，从未名湖曲折向西，有荷塘垂柳、江南烟景，从镜春园进入朗润园，从成府小街东迤，人燕东园林阴曲径，以燕园为中心向四面放射性扩张，那里有诸多这样的道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里行进着一些衣饰朴素的人。从青年到老年，他们步履稳健、仪态从容，一切都如这座北方古城那样质朴平常。但此刻与你默默交臂而过的，很可能就是科学和学术上的巨人。当然，跟随在他们身后的，有更多他们的学生，作为自由思想的继承者，他们默默地接受并奔涌着前辈学者身上的血液——作为精神品质不可见却实际拥有的伟力。
这圣地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种恒远同时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
北大学生以最高分录取，往往带来了优越感和才子气。与表层现象的骄傲和自负相联系的，往往是北大学生心理上潜在的社会精英意识：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个人顿时便具有被选择的庄严感。北大人具有一种外界人很难把握的共同气质，他们为一种深沉的使命感所笼罩。今日的精英与明日的栋梁，今日的思考与明日的奉献，被无形的力量维系在一起。青春曼妙的青年男女一旦进入这座校园，便因这种献身精神和使命感而变得沉稳起来。
这是一片自由的乡土。从上个世纪末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聚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近百年来这种奋斗无一例外地受到阻扼。这里生生不息地爆发抗争。北大人的呐喊举世闻名。这呐喊代表了民众的心声。阻扼使北大人遗传了沉重的忧患。于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面孔总有一种悲壮和忧愤。北大魂——中国魂在这里生长，这校园是永远的。
怀着神圣的皈依感，一颗偶然吹落的种子终于不再移动。它期待并期许一种奉献，以补偿青春的遗憾，并至诚期望冥冥之中不朽的中国魂永远绵延。
